复调结构的未完成性和对话的潜在性

郭沫若解放以后共创作了三个剧本——《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郑成功》是电影文学剧本，此剧始终没有拍成电影，所以影响也不大。学术界讨论郭氏解放以后的剧作，也大都集中在《蔡文姬》《武则天》两剧。笔者也就从众，把《郑成功》略而不说了。

从创作的背景来看，《蔡文姬》创作于1959年，《武则天》创作于1960年。这个时代，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激进的世纪梦狂热理想还没有退潮，另一方面，狂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显现。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国人有不同的看法，党内高层也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59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引起争吵，便说明了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那位率直的元帅虽然败下阵来，但是，他的同情者却不乏其人。在文艺界这种同情用文艺创作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晦。郭沫若的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便是比较隐晦的那种。隐晦的程度高到几乎没有人能够从中找出作家的隐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郭沫若在创作这两个剧本的时候，一方面打着替曹操、武则天这两个历史人物翻案的旗号，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发掘两位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多方面才华、他们的高贵的人品等。这样一来，作品的历史性、作品的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功利性彰显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作家又把历史和现实串联起来，曹操和武则天两位历史人物之所得，恰恰是现实之所失，这种对比对立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隐衷；还有这两个剧本还溶进了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个人感情、人生理想、道德情操在内。作者在《蔡文姬》的《序》中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①《武则天》的创作作者虽然没有明说注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情，但是作者对武则天偏爱是明显的。武则天的多才多艺，武则天刚强的性格，武则天的政治理想，武则天个人遭遇的曲折性等和作者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剧本的历史性，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功利性，极微妙地讽喻现实的劝谏性，个人经历、感情经验的注入性，两个剧本都是具备的。多种内容的齐头并进，决定了这两个剧本结构上的复调性。

在两个剧本创作的特殊年代、既决定了作品结构上的复调性，又决定了这种复调性的倾斜性，也即是复调的未完成性，又由于两部作品复调结构的未完成性，两部作品的人物对话又形成了一种潜在性。

从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功利性上来看，两部作品的翻案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但是达到了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功利性，在艺术形象上却使人物形象丰满性丰富性受损。例如曹操，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他的人物性格却是复杂的。他既有豁达大度，胸襟宽阔的一面，又有气量狭小，为人奸诈的一面，但是，在《蔡文姬》中，这个人物是单面的，他几乎是一个完人。怪不得有传说共和国的几个大将去看《蔡文姬》的演出，在散场的时候，罗瑞卿大将笑着对陈赓大将说：曹操这个人真好，我介绍他入党。虽然这是戏传，但是，郭沫若为了达到替曹操翻案的目的，把人物形象简单化却在艺术上受损。郭沫若是一个修养极高的作者，他深知艺术形象的单面性是文学创作的大忌，于是他设计了曹操由于偏听周近谗言，做出叫董祀自裁的错误决定，由于文姬多方解释，曹操撤销了董祀自裁的决定，说明曹操并不是完人。但是，在演出的效果上，这个情节的设计，并不能使曹操的人物形象丰富、丰满，反而使曹丞相人物“更加光辉”：他知错能改。对于武则天也是这样，武则天几近完人，她的个人需求几乎没有，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百姓谋福祉的事业上去。

如前所述，两部剧作创作的年代极为特殊，对灾难性的后果的不同看法，作家们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曲折隐晦的表达，郭氏的隐晦程度较之其他作家更深一层。作家假借给历史人物翻案大书曹操、武则天两位大政治家的功德。主要集中在爱惜人才和发展生产上。曹操爱惜蔡文姬，武则天爱惜上官婉儿，赦免骆宾王。如果联系57年的反右派，59年的反右倾，众多知识分子中箭落马，被列入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另册。在生产上，由于58年的盲目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死亡，在历史上被命名为的三年困难时期，便指此时。如前所述，两位历史人物之所得，恰恰是当时现实之所失。这种今昔对照对比的事实，虽然是有劝谏当时执政者之意。但是，劝谏是有风险的，有可能被疑为彭德怀的同党，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复调结构便有了倾斜，即极力使劝谏隐秘化，或者说使劝谏的内容历史化，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这是千年以前的历史故事，和现时没有关联；这是历史人物命运的必然素质，和现时政治斗争无涉。在我看来，在“文革”期间对文艺界的打击清算中，郭沫若这两部剧作没有划成“毒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家巧妙地打着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旗号，使作品的复调式结构呈现未完成性特色有着密切关系。“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没有落到作者头上原因就在于此。具体来说，《蔡文姬》的复调结构的倾斜性在于曹操的发展生产，重视人才的丰功伟绩是通过使者董祀之口传达出来的，作品并未对曹操的经济成就进行正面的陈述和表述，重口述、轻情节这种结构方式，既是作品为历史人物翻案剧本创作的需要，又是作者为避免政治迫害的功利考虑的需要。再者，魏晋时期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社会性形态，剧本都使之简单化了，如果说，曹丞相的发展生产、重视人才的丰功伟绩是董祀的口述表达，那么，魏晋时期的复杂社会性形态的隐匿，连董祀的口述也省略了。在这种情势下，《蔡文姬》一剧的复调结构仅仅表现为作者的一种创作态势，一种欲向前而趑趄，欲张口而嗫嚅的创作心理。这种情况从作品的结构中可以窥见到。《武则天》一剧的复调结构和《蔡文姬》基本相似。《武则天》也是侧重表现主人公的发展生产和重视人才的，同《蔡文姬》的结构一样，具体的情节安排少，而是通过上官婉儿等人之口表述的。就重视人才而言，两个剧本的重人才都是文人，而对于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人才都没有涉及。《蔡文姬》中曹操重视文姬是因为欲修史，《武则天》中武则天重视骆宾王是宽胸襟，其他诸如开百花、争百家、广纳言等，作品的结构形态是欲露又藏，欲表又隐，欲言又止等。这种结构形态使《蔡文姬》《武则天》两部剧作的复调结构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特色。

与结构的复调的未完成性相胶着的是人物对话的潜在性。这种人物对话的潜在性是作者创作心态复杂性的又一表现形式。

人物形象对话的潜在性表现为，一是人物形象的对话受当时的政治功利的影响。其人物的语言时代性特色太重，而历史性特色较轻；二是人物形象的话语是言不由衷的，是时代强制性的语言，人物形象的话语留下广大的空白区。

《蔡文姬》安排了两位使者去迎文姬归汉，正使董祀，副使周近。董祀为正派人物，不辱使命，完成了曹丞相付与的重大使命，副使周近，品性不端，态度傲慢，险些坏了大事。但我们研究了董祀和周近的舞台语言之后认为，周近的话放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上，有它的历史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但在剧本的语境中却是反动的、错误的。对此笔者曾撰文分析道：“左贤王转述了周近的话：‘那位’‘将军’司马，却是盛气凌人，全不把人放在眼里。他刚才还私下对我说：‘你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曹丞相大兵一到，立刻把你匈奴扫荡！……我想，他们一定还有大兵在后，先来试探我们。我不是对你说过，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这就叫做‘先礼后兵’。如果我不让你回去，那就会大兵压境，使得我们南匈奴就要弄得来和北匈奴、三郡乌桓一样了。’……放到剧情的发展中，周近的话确是不当的，险些坏了大事。但如果放到历史的天平上，放到历史理性的天平上去理解的话，周近的话都是真实的，道出了人类历史行进中的真实。这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强调斗争，但强调的是对内的敌对分子，对外的帝，修、反。为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搞好内部的团结，而民族关系恰恰是内部团结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两部作品（指《蔡文姬》和曹禺的《王昭君》——引者注）都把周近，王龙、温敦的话当作反面教材来处理。这是一种为了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而安抚内部的临时性处理，它仅仅具有艺术处理的品格，具有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时间性的效应，而缺乏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品格。……但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在于：通过对立人物形象的话语，用强大的当代理性，当代意识对他们的话语系统重新进行观察时，惊奇地发现，他们形式上的对立的背后是历史性的互动互补。这种文化现象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②这样一来，历史性话语不得不潜藏下来，让位于时代性话语，形成了一种对话的潜在性和空白区。

《武则天》中则天皇帝即位的顺天意、得民心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被处理成一堆不堪一击的小丑。他们的话语权几乎全部被剥夺。这种处理的方法当然有其历史的根据和合理性。但是，男权意识和正统意识的强大惯性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否则便无法解释武则天晚年和去世后的悲剧。因此，我认为，《武则天》一剧中的对话系统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对话形成的潜在性和空白区是郭沫若戏剧的进入世界顶级作品的障碍。##end##

蔡文姬和董祀青梅竹马，又是表亲，在从匈奴返汉途中，有一种亲近感和爱情的迸发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蔡文姬对曹操说的话却是决无此情，更无此事，一切都是周近诬陷。文姬说：“丞相知道，我们（指文姬和董祀——引者注）是亲戚，从幼小时就是一道长大。我们是同学同乡，如姐如弟。但我们是相互尊重的，并不曾‘不能以礼自守’。我们在深夜相会就只有过一次，”文姬和董祀的婚姻只能由曹丞相和卞后赏赐，而不能由自己进行感情表达，这种陈腐的观念，不消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使是卄年代，或者更上溯到清末都不是先进的，所以说在文姬陈述自己的感情时，总感到文姬的话一是言不由衷的，二是言不尽兴的，三是有许多潜在词藏匿背后的。

作家在谈到武则天其人时说：“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③遵照这个创作理念，作者在塑造武则天形象时，她的话语系统全部是政治的，经济的，国事的，为民的。关于个人感情部分全部隐藏了。在我看来，这是形成该剧人物对话潜在性的因素。对人的正常的感情需求，特别是比较有名的女人的感情需求，封建礼教，封建意识诬之为“淫荡”，这是错误的观念。在历史记载中，夸大这些名女人感情的需求，使之夸张化，漫画化，这当然是应该去掉的，但封建礼教的诬陷和人的正常需求是两码事。不能因为诬陷而否定其有，如果这样做，恰恰是认可了封建礼教。这种隐性的认可，实际上是对落后观念的妥协和退让。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形成人物形象对话的不完整性。每当武则天本人，或者上官婉儿述说武则天除了为民辛苦而活别无所求时，总感到委屈了主人公自己，武则天是一个修养极高，具有政治天才，并且感情极丰富的人，她的感情需求是上合天理，下合人欲的正常需求，为什么藏匿起来？藏匿主人公的感情需求的话语形成了这个剧作人物对话的潜在性，这种潜在性的存在，使人物的多面性，丰富性受损，在艺术创作上的负面作用极大。

郭沫若在解放以后两个剧作中复调结构的未完成性和人物对话的潜在性是时代的产物。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可以使郭研更加深入，而且也有益于当代戏剧作作。

注释：

①郭沫若，沫若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

②拙作，谈《蔡文姬》和《王昭君》的现代生命[J]郭沫若学刊，2003年3期，乐山。

③郭沫若，沫若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