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之为“五常”，是儒家提出的道德范畴，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五常”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的因素。
 《论语》中的“信”
“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无信不立”，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的高度。孟子在他的“五伦”学说中提出“朋友有信”，并将信与诚相连，阐发了诚信的内在关联和规范意义。荀子则进一步讲信推行于选贤治国，使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的规范，而且扩至君臣上下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儒家把信看作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方面，强调无论上下左右关系，其诚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博济于民（刘余莉2010:188）。
《说文》云：“信，诚也。从人言。”《释名》云：“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违也。”从词源学上看，信从人从言，必然与言有关，考之《论语》，提及信时，常与言相结合，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言必信，行必果”（《子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由此看来信的本意即说的话能够兑现（杜豫1997:116）。根据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书，可以统计出“信”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38次，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信”，多指信的本义，如“主忠信”、“谨而信”（《学而》）等。有的则是指相信，如“足兵，足食，民信之矣”（《颜渊》），有的又是指被相信，如“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体现在各个领域中。比如说曾子曾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曾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由此可见“信”是维持朋友关系的一种基础。在《子张》篇中记载，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这里讲的是“信”与道德关系。《阳货》篇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只有具备“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才能称之为仁，所以“信”又与“仁”结合在一起。《学而》篇记载，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里说明“信”与“义”之间的关系，“信”体现着“义”。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 这里孔子说道，君子应该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可见义、礼、孙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靠信来实现，它涉及的是个人或主体的态度在实践行动上的贯彻和实行。除此之外，孔子还强调“信”在政治实践领域的作用，比如在《学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在这里提到，要想治理千乘之国，第一条就必须要“敬事而信”，可见“信”在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作用。在《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就是用取信于民和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来比较，并指出“信”比其余的两者更重要。在《子张》篇也提到“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这里也是强调“信”与处理政治问题的关系。
“信”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内涵及其的丰富，其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维护了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对古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信”同样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