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也被称“官方文化”，是指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有一整套经过长期调整和不断完善形成的文化理论体系，在多样化的文化形态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亚文化则是一种“次”文化、一种位于边缘地位的文化，是与社会官方文化相对存在的特殊文化形态，青年亚文化则是亚文化形态中的代表文化形态，从欧美的朋克、摇滚、嬉皮士、垮掉的一代再到中国当下的弹幕文化、嘻哈文化、御宅族、恶搞文化等都属于青年亚文化的范畴之内，青年亚文化正在成为当下社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
芝加哥学派首次研究青年亚文化，并将其联系到社会问题上，研究表明亚文化团体通过破坏主流文化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表明其立场是建构自己的认同。相较于芝加哥学派而言，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对于亚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但是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同样将亚文化对主文化和支配阶级霸权的抵抗视为核心问题。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代表人物迪克·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最终要表达的是一种出现在当权者与那些注定处于从属地位和劣势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根本张力。伯明翰学派的学者还强调，亚文化形态的实践活动在威胁到统治阶级与支配文化的利益之后，会遭到遏制与收编，迪克·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会以两种方式被整合与收编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中去：第一种是商品的方法；第二种是意识形态的方法，使亚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靠拢。
从以上关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都将青年亚文化视作成一个排斥再主流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存在，是一种居于从属、反抗地位的文化样式，两者之间的关系均被简单界定成“抵抗与收编”模式。目前很多关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研究都遵循伯明翰学派的观点，将亚文化看作成被动的存在，并总是将亚文化视为被主流文化宰制的对象，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甚至往前回溯亚文化研究历程也一直难以摆脱被污名化、被压制、被收编的命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们身处大众传媒的时代，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在阶级与世代模式的主导下，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均对性别与种族等因素选择了忽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迭、以及当下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盛行，青年亚文化形态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文化症候，传统的亚文化理论开始被质疑理论的单一性，这也刺激了后亚文化理论的研究，后亚文化理论旨在重新定义与阐释后现代社会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亚文化表达方式。后亚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史蒂芬·雷德黑德( Stephen Ｒedhead)认为后现代亚文化理论研究重点在于关注年轻人采用何种方式建构他们的个人主义,并走出简单、消极的社会约束模式,转而研究亚文化个体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也即关注边缘社会群体如何释放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价值。后亚文化理论学者强调在后现代社会中青年亚文化形式并不能够算是一种仪式抵抗，或许只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表达。
综上所述，从最早芝加哥学派强调的“差异性”，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抵抗性”，以及后亚文化理论所提出的“创新性”，亚文化理论的内涵以及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这也反映了对于亚文化地研究需要立足于现实语境，考虑多重因素，利用不同的视角深入剖析。
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正朝着纵深方向持续发展，文化传播格局与生产模式出现了深刻变化，主流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伯明翰学派提出的“抵抗-收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这种转变，亚文化群体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开始反向融合主流文化。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亚文化的研究大多数还是基于传统亚文化理论视角，将伯明翰学派的“抵抗-收编”模式奉为圭臬，把亚文化群体视为被动的存在，对于亚文化反向融合主流文化靠拢关注甚少。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于这种新态势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需要研究亚文化是如何向主流媒体靠拢，更需要关注这类现象背后的深刻动因，才能从深层次的把握这类新趋势未来发展动向，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