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于回顾，本文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以改革开放为节点分为两段时间轴——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自建国后一直坚持国际交流、开放办学。改革开放前，以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引进苏联专家、接收社会主义阵营留学生为主要特征。1950—1965年期间，我国共派出留学人员约10698人，其中78.7%是派往苏联的。同时期，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新生总计7259人，社会主义阵营留学生6591人，占总数比90.8%；社会主义阵营中越南和朝鲜留学生排在前两位，合计5798人，占社会主义阵营总数87.9%。1949—1957年，我国高等学校共聘请苏联专家754人。后期至改革开放前可称为“国际交流恢复期”，受文革影响，国际交流在1966—1971年陷入停滞，1972年起逐步恢复：1972-1978年期间，我国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生；1973-1976年期间，我国共接受了来自72个国家的近2100名留学生。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进入了黄金时代，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国家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公派留学、海外人才引进、涉外办学、“双一流”建设等政策落地，助推中国高等教育向世界舞台中心迈进。第二，国际交流从单极向多级发展。最初，国际交流或以公派为主，或以接收留学生开展课程教学为主，随着全球化趋势和跨境教育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集国际战略规划、中国方案、联合研发、智库咨询、境内外合作办学、多层次人才引进/输出、来华留学生教育等三维立体集成式的多级发展模式，每个组织架构和决策环节缺一不可。第三，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的认可度越来越高。40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办学，中国高等教育在体量和综合实力上都得到世界普遍认同，部分高校和学科从跟跑并跑到今天的领跑阶段，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但是，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提前来临，中国高等教育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相较于世界顶尖名校，中国高等教育普遍开放程度仍然不够，标准制定参与度不高，基于西方理论架构探讨中国问题的现象依然普遍，“本土”理论建树较少，科技前沿尤其是“卡脖子”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滞后，世界舞台缺乏中国高校集群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