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作品大多以农村为切入口，描写和刻画了不同时期的农村生活。由于农村环境比较闭塞，传统的纲常伦理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中国的纲常伦理对女性的要求比较苛刻，因此阎连科笔下的女性大都受道德伦理的压抑。
在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中，女性是被要求遵循三从四德，不能逾越道德的底线，不能跨越人伦的鸿沟，女性在人伦道德下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欲望。在《寨子沟，乱石盘》中，王莽寨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村里的姑娘都向往外面的世界，希望嫁出农村，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但是村里的男性为了村庄能够繁衍生息下去，以武力镇压女性，“哪家姑娘、媳妇想要嫁到沟外，都和我闺女一样儿，死了也不能进祖坟！”在这里，女性已经沦为生育的工具，为了全村人的繁衍生存，女性不得不挑起生育的重担，放弃对理想生活得追求。而女性一旦想要冲破这一村规，村长就会采用极端的方式对女性进行羞辱，而被羞辱的女性不仅不会得到男性的同情，连女性也不会同情他们，大家都默认她应该受到惩戒。婚姻对于王莽寨的女人来说，并不是与幸福、与幸福相关，而是与顺从、性、生育有关，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处于被动的状态，被自己的父亲，被自己的丈夫所控制，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婚姻和性的盲从，既是一种开始，也是一种早就坐卧在隔壁等待的末尾。”《寨子沟，乱石盘》中的女性们就是乡规民俗的牺牲品。
在《家书》中，操劳一辈子的五婶在晚年患病，身患重病的她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每次看病还需央求着自己的丈夫。因为取药所花费的钱太多，他的丈夫将药全部换成了便宜的药，这些药并不是针对五婶病情所开的药，她的丈夫在金钱面前将她的生命放在了第二位。在乡村的民俗中，家里办过白事后就不能办喜事，于是五婶就开始被给与了强制性的任务，必须在儿子结婚后才能去世。这一规定把五婶生死权利都给剥夺了，而且这一行为还被冠以爱的名义，为了孩子的婚礼。“‘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做自己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的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做自己幸福的一种机制。”通常家庭被认为是爱的代名词，但实际的家庭之内并非都是温馨幸福的，家庭内部也存在着对女性的压迫,而且这些女性的牺牲冠以“爱”之名。女性长期处于牺牲的状态，毫无自主性可言。五婶在“爱”的名义下连何时死去都要跟家庭计划走，这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女性似乎更加受到更佳言重的父权制压制。杜菊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承担起家庭中繁衍子嗣的任务，因为希望生出男性继承者，就与蓝百岁发生了关系。丈夫去世后，作为寡妇的杜菊与蓝百岁的关系被自己的儿子撞见了，儿子并没有保全一个母亲的尊严，让其跪在父亲的坟前忏悔，这种打击对于母亲来说自然难以承受，因此羞愧难当的母亲选择了自杀。在《日光流年》中的杜菊受到伦理道德的双重打压，一方面，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要求女性必须繁衍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女性必须要生产出继承家业的儿子，仿佛儿子就是女性价值的全部呈现；另一方面，杜菊为了生育的责任不得不打破传统的道德标准，采取一种看似不道德的方式去完成道德所赋予的责任。但自己的儿子并不理解她所处的尴尬境地，无意间用道德的手段将母亲置于死地。
“妇女的从属地位当然远不止是一个经济的甚至政治事件，而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现象，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文中所在的历史背景中，新中国已经建立，压迫女性的三纲五常似乎已经被废除，但女性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自由。女性在不合理的道德伦理下压制，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女性一直做出退让。一切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女性的合理欲求一直以父权制为标准，女性根本没有自己的权利和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