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一个世纪，经历近百年沧桑历史，若要通过一部影片叙述清楚，确非易事。作为一种强调“纪实性”的影片类型，历史题材的纪录电影如何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实？如何更好的呈现“过去式”的时空状态？在《海上传奇》中，贾樟柯选择以口述的方式呈现历史，将镜头聚焦在鲜活而真实的个体身上，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通过讲述个人在时代洪流下的种种故事细节，传递出的是更为生动的历史脉络与深广的思想内涵。如贾樟柯本人所言：“口述史表达个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它摒弃了传统史学对宏大叙事和因果逻辑的依赖，强调个体的亲身经历和情感感受。”
当个体汇聚成极具代表性的集体，十八位受访人物也就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口述历史的表现形式，让《海上传奇》成为一次创新的探索。为经营好影片最大的构成部分，拍摄团队最初商议、策划、访问了88位同上海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物或他们的后代。然而，若要将所有采访对象的影像集体呈现，虽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在现有电影产业的规则限制下，势必会面临困境。其一，若将所有段落全部呈现，影片过于冗长，不利于受众欣赏；其二，若以碎片化的方式剪辑，将破坏单个内容表达的完整性。因此，最终采用“精挑细选”的方式，举出不同时期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18位受访对象作为本片的核心人物。这些个体化的讲述与上海的整体性表现有机结合，构成了一部厚重、生动的上海历史，乃至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微缩。影片中，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陈丹青，以一口上海方言讲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其童年生活的真实图景。杜美如回忆起父亲杜月笙与旧社会“帮会丛生”的往事。红极一时的“味精大王”张逸云的后人张原孙也为观众揭秘了旧上海“上流社会”的名利场。作为国内文化艺术界时常回避的主题——“文革”，贾樟柯选择直接面对。影片中，将安东尼奥尼创作的纪录片《中国》搬上荧幕，与人物口述内容相关的“浮夸风”、“大跃进”等时代的影像也均有呈现。
如果每一位受访者都只是坐在一个固定的演播间接受访谈，其叙述的状态与表现力势必会大幅削弱。因而在《海上传奇》中，导演为每个受访者都精心安排了访谈空间，场景遍及两岸三地。例如，当台湾导演侯孝贤坐在平溪线的老式火车上，讲述着拍摄《海上花》的历程；当《小城之春》的主演韦伟坐在香港一间老旧的美发店里回忆当年拍戏的往事；当“大跃进”时期的全国劳模黄宝妹，一时身处辉煌的兰心大戏院，一时又置身废弃的工厂车间……
同时，缓慢平稳的运镜为人物讲述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在谈到动情之处时，特写固定镜头对神态细节加以捕捉，从而促进画面内容与观众间的情感交流。两岸三地，总有述说不清的渊源，也从这样细节化的设计上，反映出上海作为移民城市，漂泊、离散等特征。世事变迁的痕迹总能汇聚到个体的身上，贾樟柯选择个体口述的形式，确乎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