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健吾看来，茅盾小说中所拥有的“凡俗的浩瀚的知识”，是其小说具备“力”之美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也是沈从文和巴金等人的小说所缺乏的。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同样存在以上这种艺术方面的问题，如“人物沦为情节的傀儡，不复属于真实的血肉”，“《上海屋檐下》蕴藉的表现，防止不了作者宣泄心头要求”等。而李健吾谈论夏衍的作品，主要是关于艺术的“现实”与“现时”的问题。文中开头李健吾介绍了夏衍的背景，认为“他用文学培养他的心灵，所幸不曾麻醉，知道怎样尊重文学，怎样驱之受命，完成一个迫切的现实的要求”，“把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看做神圣的职业”，并且他能够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夏衍并没有“麻醉”在文学之“唯美”中，而是始终面对“迫切的现实”，并且“驱之受命”，注重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因此“夏衍先生站在现实这边”，“这里的现实，正如一般作家所理解，仅仅限于现代”。这种现实是“夏衍先生以及一般作家的现实，血与肉的化身，是国防文学以迄于抗战文学的英勇的‘神话’。他们从苏联文学学习现实主义，去掉浪漫主义的高踏与颓废，留下它正常的斗争精神。这里不仅是表现，更是有力的表现，有所而为的表现。鞭策自身，击出敌人，新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武器”。其中，“武器”这个喻体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口吻，是对左翼文学的战斗精神的充分肯定。而“新现实主义”的使用或许是为了区别30年代文坛上所争论的“现实主义”，以突出这种“现实主义”的时代特点。
在这篇批评后，李健吾专门附录了《关于现实》一文阐明自己关于“现实”的观点。围绕着当时的历史剧联系现实的问题，李健吾通过“现实”与“现时”的区别来阐明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现时纯粹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历史是由每一个现时连绵而成的，历史题材的创作首先是对历史现时的把握。现时对于艺术来说，仅仅只是现象，是照像式的。而现实则是属于更高层次的艺术的，艺术的现实就是要达到对形象塑造的真实，“含有理想，孕育真理”，它不必然直接表现现时，却“来自现时”，是作者人生“现时”感受的艺术传达。因此“现实即是真实。只要现实——那最高的现实存在，一部艺术作品便不愁时代的精神”，“现实是现时最高的真实”。总之，“现实”的艺术总是包含“现时”又要高于“现时”的，是一种理想，其中蕴含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