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户家庭结构变动：孝道传承和实践受阻
文明社会里实践品格向下一代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早期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论述的“力求防止动物性对人性造成伤害——无论在个体的人身上，还是在社会性的人身上”，指的就是早期教育能够协调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平衡发展。在蒙学的全阶段，家庭教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初步阶段，父母或其他直系血亲的长辈，通过规训增强新一代对好的事物的感知或感觉，促进其形成良好的行为和感知方式；后一阶段，在受教育者对好的行为和感知有了一定理解力后，教育者通过实践的过程，来增强受教育者对于好的品格的体验和实践理解力。比如说新一代先从父母受到孝道伦理的启发，再由父母引导实践孝道的品格的过程。
传统社会推崇儒家以孝为核心的养老伦理，强调纵向父子间代际关系优于家庭中其他代际关系，认为个体可以作为父亲剥夺子女的相关权益，但不可作为子女损伤父母的权益，孝道伦理被具化为“事亲”、“养亲”、“尊亲”、“无违”、“立嗣”等行为规范。《荀子·荣辱》中也提到：“先王案为之制利益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之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意思是，年轻一代总是较迟才理解父母对他们的爱，才发生以感谢之心回报父母的爱的行为，在获得这种理解和感悟之前，子代往往被引导要对父母和长辈表现出孝敬的态度、合乎礼节的行为，由于这种伦理教化的现实需要，“礼”作为培养人们合乎社会实践期望的品质而制度化，在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化、正式化的人伦之理使封建社会结构固若金汤。
现代工商社会更加注重夫妻为主体的家庭关系，父权至上的传统理念被淡化；子女及其后代在社会流动中，极易受环境影响发生价值观念的改变。尽管如此，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教育者，父辈仍然是孝道伦理传承和实践的关键人物。但在“空心化”的农村，这一任务多由留守的老年亲代完成。现实条件限制了老人大部分养老需求的实现，他们对子女和新一代要求较低；教育的局限性和长辈较多的关爱，导致新一代对孝道伦理的感知和实践体验十分浅薄；社会流动代际分隔导致女子无法实践赡养行为，不仅不能为新一代树立孝行榜样、加深其孝道认知能力，自身对孝道的感知和实践体验还会下降，孝道伦理由此在传承和实践中受挫。
2农村熟人社会失活：孝道伦理约束力降低
原本熟人社会的农村，遵循“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本位”的交往准则，在有限的村庄内完成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市场、婚姻等流动性交往的地理范围都不会太远，农户家庭在日常活动中就能接触到亲戚和邻里。老人作为家业的缔造者、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承者、乡土社会交际关系的引领者，在家庭和村社共同体中受到尊敬。对于不尊重老人的行为，村社和邻里往往会采取舆论谴责等手段维护老人权益和地位。
随着社会流动与经济发展，日趋减少的村社活动和越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让农村老人在传统伦理的地位和优势变得无足轻重。无主体的社会失去伦理维系过程的参与者，现实的空间分隔让村社无法再通过村规民约或其他方式维护老人权益。“家本位”、“宗族”理念等依旧是现农户家庭根深蒂固的生活根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老人对家族绵延的“责任”上，在他们父母看来，子女工作顺利、家庭和睦就是给他们增光了，对子女有限的“孝”行通常会感到十分满意，尽管这点“孝行用传统标准衡量或者在他人眼中甚至是不达标的。在社会地位与家庭身份认同的双重压迫下，老人迫于现实而选择改变养老理念、降低养老期望和对子女赡养的评判标准。
缺乏代际间日常照料和情感关怀，老人们偶有机会聚在一起，谈论的也都是子女后代的话题，弥补代际支持的空缺的同时自然而然降低期望。村社整体对于子代孝行实践的标准和要求，在社会现代化中发生悄无声息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孝道伦理的约束力相对弱化。
3农村公共服务不完善：孝道伦理重塑无力
现代化使得原来由家庭承担的生产、就业、情感支持、教育、福利（照料老人）等功能开始部分外溢，即国家通过颁布或实行养老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公共服务等保障措施，来确保老年人的生存权以及从中派生的其他基础权利得以实现，具体包括对老年人口家庭及社会地位的维护，对当前老年人口逐渐增长的自我实现需求的尊重和满足。
为了填补传统家庭和村社支持体系弱化的空缺，政府往往采取邻里支持和志愿服务、外来爱心人员帮助，在关注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的解决上缺乏创新性；没有针对两个支持体系开展精细化的再造建设，也就决定了现有公共服务和政策文件无法重塑原本的伦理秩序。尽管通过扭转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提高农民收入、实施公共服务建设等措施，老人的生存环境确实能够得到缓解，但传统农村社会家庭、邻里间的亲密互动已经很难再现了。
传统的孝道伦理描述的是几代人之间的关系，土地、宅基地、家庭和村落整体都是孝的根基。农民和村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仅仅简单改善老人个体的养老困境是远远不够的。村庄的凋敝就如同农村老人的垂暮，生态受损、资源用尽的村庄与身体衰老、精神空虚的“空巢”老人遥相呼应，是农村人和村落、家园、记忆的最后厮守。重塑孝道伦理、激起社会对老人的责任感，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下沉基层、观察民生，把村庄的各个关联性问题解决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