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授说:“量贯穿于一切科学之中，所以数学的运用就是要渗透到一切科学之中。”随着近代中国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数学语言和数量分析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开始引入中国文学研究，但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他们认为数量分析违背中国文学的特点，不能考虑作者和读者在作品创作和接受中的主观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点充满争议。1980年6月，一件事打破了争论，使定量分析方法在文学界受到重视。中国学者陈炳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的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了他的文章，即《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利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数据库，运用最新的检索手段，统计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词汇使用情况，对比之下发现两部分使用词汇的相关度为75.58%，最终以《红楼梦》为曹雪芹一人所作为结论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他的研究中，定量分析法的具体表现是他按章回的顺序将该作品分为A、B、C三组，分别是1~40回、41~80回、81~120回组，同时为使数据更具有说服力，还搭配D组《英雄儿女传》证明相关度的可靠性，按词类将占《红楼梦》8%的字数抽出分为虚词、副词、形容词、名词、动词等，最终发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词汇使用的相关度达到22次，占78.57%，而前八十回与《英雄儿女传》相关度只有9次，占32.14%，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此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也没有止步于《红楼梦》。在唐宋诗词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通过定量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1983年，罗一岳在《论宋词选文的标准与格律》一文中指出，宋词界“大人物”与“名人”的区别，是以“古今名词谁选文最多”为标准的。因此，统计数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列出了二十四个词的领域。其中南北宋各一半，以调查《花庵词选》《草堂诗余》《阳春白雪》《词综》《词选》《宋词三百首》《艺蘅馆词选》《历代词选集评》《唐宋名家词选》《唐宋词简释》中分别选录南北宋二十四家词数为例，给出了数据说明；1984年，张三夕发表《作家作品研究中的数量分析——唐代诗人总数考实》针对多年来流行的“唐代有二千三百多个诗人作了近五万首诗歌。”说法进行考辩，主要以《全唐诗》为定量分析法的数据统计依托，最终统计出唐代诗人总数为三百多人更为准确、妥当；从1994年开始，王兆鹏和刘尊明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宋词进行长达十多年的研究，《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这篇文章是二人展开研究的重要标志，受到罗忼烈先生的启发，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学者以《全宋词》、《唐宋词百科大辞典》中的杨成凯《典籍·别集》、《词话丛编》等词选为依托，从存词、版本、品评、研究文献、历代词选、当代词选的篇数对宋代29位代表词人做出统计后排列名次，数据扎实完整，具有说服力，并且对数据展开详实的说明与分析，针对“宋代词人三百家”，“词人地位与词作数量的关系”，“十大词人的历史地位”，“词评家与词选家的异同”，“古今变异与本世纪词学研究的走向”等问题作出建立在数据与整体关照基础上的准确分析，进一步完善了定量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成功挖掘出定量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1996年两位学者再次创作《简谈宋词繁荣昌盛的“量化”标志》一文，将定量化分析的应用更加普遍化，不仅用于宋词作家作品数据的横向对比，而且用于唐宋词词调、词作创作数据的纵向对比，将唐宋两代的词别集创作数量、个体词人创作产量作对比可以发现“宋词别集总量是唐五代词别集的12.5倍”，作为晚唐词人中创作最盛者之一的温庭筠，其创作量为66首词，而辛弃疾词作量是他的9.5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还用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编制的《全宋词》电脑检索系统，从统计出的数据来看，宋人自创的词调约有700余首，且使用频率最高的26调中以小令为主。尚永亮先后发表了《唐五代诗作者之地域分布与北南变化的定量分析》《唐知名诗人之层及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等文章，提出“代群”这一概念，即不同年代创作群体，对唐宋词作数量、代群变化做出统计，以最直观的数据图表呈现出创作群体的地域分布、层级变化、交往诗创作等内容，将前人模糊化结论变为具体化理论，是定量分析到定性分析转变的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