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隐喻最初作为一种修辞走入大众视野，“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以此喻彼”，不一而足。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Lakoff和 Johnson开创性地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我们通过熟悉、简单的事物来理解复杂、抽象的概念。至此，隐喻研究步入了认知时代，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隐喻思维的重要性。
那么隐喻是否具有可译性呢？Nid认为因为人类的“身体反应”“文化经历”以及“对别人的行为方式做出调节的能力”等都是相似的，因而两种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王寅认为“体验和认知先于翻译活动，译文也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翻译是译者基于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上的，理解必定来自体验和认知”。因此，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认知活动，隐喻翻译的可译性得益于人类共同的身体体验、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共性，而其特性也必然决定着翻译中存在难译、不可译的地方。余高峰也认为“隐喻概念体系来源于人们的经验，生长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此外，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在于其具身性（embodiment），人类一切思考交流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的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而隐喻来自于身体体验、文化经验及两者的互动；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具有可行性。
隐喻翻译是翻译中最为特殊的问题，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将隐喻视为认知方式必然意味着处理隐喻翻译时也应上升到认知层面，而非停留在修辞阶段。当前的隐喻翻译研究中，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解读隐喻翻译的有程同春，朱山军，刘冰泉、张磊，余高峰，王子颖，陈家旭等。程同春曾提出直译法、意译法、明喻法、换喻法、保留隐喻加注释或增添意义以及译为成语或四字结构的六种具体隐喻翻译策略。朱山军略。余高峰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了直译法、意译法、明喻法、换喻法和保留隐喻增添喻义五种翻译方法。以上研究都是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最终仍然落实到具体的翻译策略上。而刘冰泉等人则从认知角度入手，提出了映射对等和偏移等效的翻译策略；王子颖根据翻译过程中认知模式的变化将映射关系分为四类，即等价映射、配价映射、换价映射和变价映射；稍后陈家旭根据王子颖的分类具体探讨了其分类在金融报告翻译中的应用。皆是认知理论应用于翻译的尝试，证明了从认知视角探索隐喻翻译的可行性。因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小说中隐喻的识别、解读及其翻译策略。
在《红高粱》隐喻翻译研究中，鲜有人开宗明义研究涉及红高粱的隐喻，而红高粱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渲染和主旨思想的表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