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电影思潮在当代各种电影思潮中处于重要位置。我国现实主义电影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创作出大量题材的优秀现实主义电影。在随后的近30年，中国第五代电影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追求艺术价值到看重商业价值、娱乐价值的变化过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呈现出不同艺术特征，《文化探索：戏剧影视创意》一书论述了新时代中国战争和反恐电影的走向与发展战略、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网络视域下的中国电影发展等。特别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和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创作出的《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攀登者》《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等新主流电影引发热议。那么，“现实主义”是如何在新主流电影中体现的，这就要求我们追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讨论。该书分析了中国伦理片创作的60年历程、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思潮的变化与发展、近30年来中国第五代电影价值取向的变化等方面，这为我们理解当前的新主流电影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主流电影是以“政治正确”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开发中国文化资源，从而达到有效整合。这里的文化资源与《文化探索：戏剧影视创意》书中提到的文化探索不谋而合。新主流电影与之前的主旋律电影不同，将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通过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同样都是战争电影，《集结号》是传统形式的主旋律电影，主要反思战争，尊重人的价值。而《战狼》系列、《红海行动》表现的是反对恐怖主义，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探讨了战争、恐怖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多样化表达。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坚定不移地创作现实主义影视作品，经历了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再到新主流电影的过程，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时刻宣传党性、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让观众无法产生共鸣，显得教条和死板。反观现在的新主流电影，面对年轻化的受众，甚至从二次元、游戏化叙事以及流量明星等角度出发，彰显我国的文化深度和国家担当，从而提高了文化软实力。
我们在观看新主流电影时，可以看出新主流电影没有概念界定，大部分电影具有现实主义质感。首先，题材的拓展。新主流大片不仅仅局限在红色革命题材和宏观国家形象中，还包括时代变革、社会环境、历史事件和对人性的思考等。比如《湄公河行动》是根据“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我不是药神》是以陆勇帮慢粒白血病患者到印度买药为原型，展开了对天价药的讨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和我的祖国》选取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创造出7个与普通百姓和国家密切相关的故事，大部分是现实主义题材。其次，英雄化的人物。《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电动旗杆设计者林治远、《战狼》系列中的冷锋等，将英雄主义与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但是在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取舍问题上毫不犹豫的舍弃自我，引发观众的共鸣。最后，在叙事策略上。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将现实主义内化用来表达主题，比如《我和我的祖国》的选材理念是通过历史上的典型瞬间来引发全民的情感交流，所以在题材上选择了我国原子弹研发、中国女排在奥运夺冠、香港回归中国、北京奥运会、神州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等能产生共鸣的事件，希望用现实主义的内核激起观众情感的碰撞共鸣。另一方面，设置丝丝入扣的情节来吸引观众，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年轻化的观众更倾向于看戏剧化、冲击力强的影视作品，《战狼》系列有较多的动作场景设计、《我和我的祖国》有追求视觉效果的空中阅兵场景。该书的第四章对新时代中国战争和反恐电影有细致入微的案例分析，有学者指出，2018年的现实主义电影是一种美学潮流，2019年的新主流电影就是商业潮流，笔者认为，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美学潮流，它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