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性论的核心范畴是“性”，即所谓的“人性”。“仁”是人性的中心，但对于平常人来说，它却是隐蔽的，因为平时人为物欲所染，人和物处于相互牵制、对立状态，人被物所包围处于不自由状态，这样既不能体会到万物间生生滋爱，也体会不到人性中的“仁”之美。后世的儒家学者在总结儒家经典时，更视“仁”为生命本体，自然本体，如儒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是天地之气，“仁”是生底，生底即是“仁”，唐人将国人“仁”之精神解释宇宙万物，合二为一，落款于青绿山水的笔意和纸端。朱熹还指出“仁为生之本，万物有生即万物有仁，并以仁义礼智配春夏秋冬，仁为春、礼为夏、义为秋，智为冬。仁主春，春风和暖，化生万物。他说:“仁字须廉义礼智者，方能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尤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仁义礼智以仁为本，春夏秋冬以春为始，生长收藏，以生统领。纵观唐代的青绿山水画作，多以描绘春夏之节，《游春图》、《江帆楼阁图》、《明皇幸蜀图》、《春山图》等都包合“生意之气”。正是因为这种包含宇宙万物，显四季乾坤的“仁”，唐代青绿山水画作气韵凸显，生气跃然于纸端。如若仅是服从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局限于历代帝王将相的歌功颂德，一味的强调“成教化，助人伦”的古典儒家绘画的教育功能，便难以将唐代绘画推至高潮。而唐代青绿山水以“礼”为格，以“谨”致知，在“仁”中散发其磅礴大气之度，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合一，从这一点上讲与崇尚自然的道家不谋而合。同样也是这一点相悖于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的“谨细说”“自然说”，张彦远从一维角度出发，推崇道家“自然说”“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历代名画记》。可见张彦远的崇古贬今的偏见与其不能深谙儒家“仁”学有一定关系。而细析唐代青绿山水，可以发现是其将外在道德规范化为绘画本体中万物生生欲求的基底，是画者本体生命与自然万物的精神合一，是普遍的宇宙关怀，是“仁”之理涵的最高表现。唐代青绿山水向内发现自我世界，向外感知宇宙万物，天与人合一。没有“仁”字立于心头，就无法感受自然之美，就无法摆脱物欲之绊，更无法创作和欣赏青绿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