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身》的结构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微观翻译史研究。微观史“关注特定的案例，人和环境，允许一种主观的深度历史研究，从对民族，国家，或社会背景，进行持续几十年，几个世纪或无论多长时间的调查，给出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图景”（Magnússon & Saijártó，2013：5）。要深入研究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首先有必要了解韦努蒂为何要给出不同的历史图景。探明研究动因是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前提。而要找到这个动机首先要对该书的内容有个整体把握：
在《隐身》中，韦努蒂通过畅销的英语译作、翻译文学评论、英美和其他部分国家的出版概况对比，以及翻译著作权等方面揭示了译者身份遭到遮蔽的现象，并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刘易斯（Philip Lewis）等人的理论观点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福柯（Michel Foucault）采取的谱系学方法来建构这部“带有政治议题的文化史”（Venuti，2004：39）（第一章）；通过分析德南姆（John Denham）、德莱顿（John Dryden）、蒲柏（Alexander Pope）、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诺特（John Nott）、兰姆（George Lamb）等翻译家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17世纪以来流畅翻译在英语国家形成的过程（第二章）；通过解读施莱尔马赫的演讲及纽曼（Francis Newman）与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论争，基于德国和英国的异化翻译史提出了异化翻译对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挑战（第三章）；通过分析意大利作家塔尔凯蒂（Iginio Ugo Tarchetti）对他国作品的重新编排、翻译甚至抄袭而诱发意大利文学经典革命，提出“把在一定策略下选出的外语文本置于主流语言和标准用语中，翻译能修正本土文化价值观”（Venuti，2004：150）的观点，并将之视作异化翻译的方式之一（第四章）；在20世纪初，英美文学、文化现代派乐忠于话语实验，提倡诗歌翻译文化独立性的背景下，通过对庞德阐释性翻译（interpretive translation）和伴随性翻译（translation of accompaniment）的解读，提出了“利用边缘化建立文化差异，使目标语文化发生价值偏离”（Venuti，2004：203）的观点，并总结出另一种异化翻译方式——“强化能指的作用，发展倒装句式、多义词、古词、非标准方言、精心设计的诗节形式以及声音效果”（Venuti，2004：203）等一些曾存在于英语历史之中，而在现代话语体系中被边缘的语言形式（第五章）。至此，该书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推动译者和读者反思翻译中的因民族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篡改，在认识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之中掌握翻译和阅读译文的方法”（Venuti，2004：41）之目的。而第六章“情趣相投”（Simpatico）与之前章节的联系相对松散，是韦努蒂因翻译意大利诗人德安杰利斯（Milo De Angelis）的诗作遭到冷遇而对自己的译作做的一份申辩书。笔者认为，这份置于著作末章的申辩（抛开简短的总结性章节“呼吁行动”（第七章）之外）明确表达了作者的研究动因。
德安杰利斯与韦努蒂同龄，是二战后意大利实验主义的代表诗人。韦努蒂意在通过翻译德安杰利斯的诗，在英语世界兴起一种实验主义之风，通过异化的诗歌翻译影响英美文学传统和文化价值。但韦努蒂很快发现他的尝试并不成功，并直言说“在20世纪的英美，英译意大利诗歌的标准还不承认德安杰利斯的作品，还无法与之‘情趣相投’，这实际上已经限制了我发表译作的尝试”（Venuti，2004：276）。另外，美国翻译学者根茨勒（Gentzler，2004：40）曾提到“韦努蒂发展该理论背后的动力来源于他对塔尔凯蒂（1839-69）的翻译与批评”。虽然，韦努蒂在《隐身》中并未提及自己翻译过塔尔凯蒂，但他用了一整章（第四章）对这位意大利作家兼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展开了深入分析。如此看来，韦努蒂在《隐身》中对塔尔凯蒂的评述，也有为自己的译作辩护的目的。进而，我们有理由推断，韦努蒂在接下来的第五章用充分的译例详尽介绍庞德（Pound）、朱科夫斯基（Zukofsky）夫妇等人异化的译诗方法及其效果评价，是在佐证自己译作中异化翻译的合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韦努蒂翻译德安杰利斯还是塔尔凯蒂，他的翻译实践都具有特殊性。身为美籍意大利人，他的译作主要是英译意大利诗歌。他始终怀着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文化心态，试图以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通过域外的题材和语言形式影响英语世界的主流文学和文化，从而凸显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目的最直接地体现在《隐身》第六章的开头，韦努蒂引用法国学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作为题记的一段话中：
当今有多少人生活在非母语的环境中？多少人不再，或者还不了解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对必须日常使用的语言又知之甚少？这不仅是移民者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少数族裔、非主流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如何把非主流文学从原本的语言中迁移出来，使其挑战日常使用的语言，走上一条从容的革命之路？在个人的语言上，如何成为一个流浪者、移民者和自由者？
（Venuti，2004：273）
因此，我们再回头看《隐形》的章节安排和内容时不难发现，韦努蒂在前三章中描绘了一个译者隐身的事实，追溯了这种隐形翻译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反对隐形的理论基础，而在后三章中论述了异化翻译的价值、方式和目的。该书在研究动因上源自于他个人的翻译实践，其主张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和文化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