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童年的定义并非亘古不变。随着人类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不断演进，对儿童的看法也不断变化。仅在西方范畴内观察，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完全被忽视到占据中心的变化。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童年的概念，只要一个人能够摆脱母亲和保姆的照顾自理生活，就被视为成人。“那种将儿童或青少年与成人区分开来的特征，中世纪并未察觉。”（Aries，128） 16到17世纪，儿童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文艺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对孩子的喜爱。及至18世纪，儿童的地位变得更高，“一切与孩子或家庭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人们不仅关心孩子的未来，也关心他们的现在，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儿童占据了家庭的中心位置。” （131）
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着重从欧洲绘画和服饰当中寻找这一变化的证明，但并没有详细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学家莉娅·葛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则认为，儿童地位的变化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产物。民族主义将个体从神权和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赋予人以全新的定义——人是主观能动的个体，他自我书写，自我创造，是一个意义非凡、美丽复杂的世界。” （316）正因为个体价值的高涨，寻找和实现自我成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儿童才变得愈加重要，“许多女人唯在母性和对孩子的爱中方能找到真爱和自我……这一点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孩子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根本和基础。”（331）
19世纪英国女作家菲尔德太太（Mrs. E. M. Field）认为，儿童地位的变化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她将英国儿童观念的发展与英国历史重大阶段相对照，划分为四个阶段：（1）萨克逊时期；（2）经典复兴时期；（3）清教徒时期；（4）大繁荣时期。“每一个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与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英国儿童文学的脉络是由英国人的历史脉络所规定的。”（1892）当代文学评论家安德鲁·奥迈利（Andrew O’Malley）则将儿童地位的攀升归因于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兴起、城镇化、社会阶层的分化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的孩子。”（2003）
无论采取何种视角，学者们的共识是在西方“儿童”这个概念基本上成型于17世纪，在19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在20世纪至现在成为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既然如此，那么西方儿童文学的历史理应遵循相似的时间线。如同评论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teel Smith）所言，“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是新近的发明，是过去三百年的产物，也只是在过去这一百年中儿童读物才变成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Smith, 27）《历史社会中的儿童与童年百科全书》写道：“如同童年的概念一样，儿童文学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定义它的不是生产文本的作者，而是消费文本的读者；少年儿童自己创作的作品除外。” （Fass, 178）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只是从字面对“儿童文学”进行解释也会力有不逮，总是出现例外和局限。
“文学”这一概念内在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定义儿童文学的困难。长久以来的文学阅读和批评主要将兴趣和注意力投向经典（canon），经典之外的体裁和具体作品被忽视了。从学术界到普罗大众，人们并不是在文学的领域内讨论经典，反而是在经典的范畴内讨论文学。当同样的范式应用于儿童文学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通常被认为是文学经典的，可能不适合给孩子读；通常被认为适宜孩子阅读的不算经典，因而难以称得上是文学。儿童观念的发展脉络与文学范畴的发展脉络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定义矩阵，大部分所谓儿童文学作品的身份都模糊不清、备受争议，只有个别作品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举世公认的儿童文学经典。
这一复杂状况使得定义儿童文学的尝试往往陷入尴尬。“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儿童文学，直到被问起怎么定义它。”（Sale, 1）学者就此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派系：命名派和不命名派——命名派的代表人物有迈尔斯·麦克多维尔（Myles McDowell）、 佐哈尔·沙维特（Zohar Shavit）和佩里·诺德尔曼（Perry Nodelman）等；不命名派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汤散德（John Townsend）、杰克·宰普思（Jack Zipes）和杰奎琳·萝丝（Jacqueline Rose）等。他们的论争从定义出发，实际上反映了各自对于“儿童文学”复杂而多重身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