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西方学界的最新动态之后，反观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界近十年来的学术讨论，不免令人有种恍若隔世之感。目前国内学界围绕儿童文学定义开展的主要讨论仍集中于儿童的概念是否是建构的、儿童文学史应从哪里起始、童话和童谣是否属于儿童文学……这些西方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或更早就已经讨论过的议题。当然，这种时空错位是有历史原因的：与英美儿童文学不同，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饱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几经波折，甚至时常面临消亡的危险，并没有遵循平和而线性的发展脉络，这使得许多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潮汐似的复现。
涂明求认为学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有三派观点：“古已有之说”、“二十世纪初叶外国移植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稻草人》说”。他本人支持第一派观点，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对朱自强的驳斥，因为后者一面声称“中国儿童处于一个未被发现的状态”，一面又对童谣鼓呼。而只有为童谣击节赞赏时的“诗人朱自强”才是真正可敬可爱的，因为他驳倒了“概念朱自强”。在文章末尾，涂明求柔情澎湃而又“斩钉截铁”地宣布“远自文字尚未诞生，山花漫山遍野，某位原始时代的妈妈开始情不自禁地为她心爱的小宝贝哼唱眠歌的时候，就已然诞生。至于这位妈妈是不是中国人（尽管我坚信，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一定有过数不清的这样的妈妈），肤色是黄是白是黑，其实都没有关系——她是属于全人类的‘鹅妈妈’。”（涂明求2012）其观点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讨论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却一直追溯到全人类的口头创作源头，将“语言”、“文字”、“文学”和“儿童文学”这几个概念混为一谈、夹缠不清，罔顾“儿童”这一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不过存在三四百年的事实，空留一腔诗情。
站在涂明求观点对面的朱自强则主张儿童文学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专属特征，需要从“本质观”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本质观”是本质主义研究，而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本质观”。（朱自强2014）“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此前提下，“审视儿童文学的本质需要建立一个历史之维……求索儿童文学的本质生成为何形。”他提倡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主观价值判断，“进行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我，必须将目光盯住在质感最强的那类作品身上，”“可以说哪些是好的儿童文学，哪些是坏的儿童文学，哪些是有益的儿童文学，哪些是有害的儿童文学”，声称最好审视“符合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观，符合我的儿童文学理想的”作品。朱自强尽管对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充满自信，却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其他研究者借鉴的客观批评标准或研究案例，其论证过程更像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抒发。（朱自强1999）
涂和朱代表了当今国内儿童文学批评的两种极端：前者过于泛化，将童话、童谣、口头文学等泾渭分明的文体全部塞进儿童文学的范畴之内；后者则过于狭隘，将批评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带入批评，把儿童文学局限在批评者本人选定的“名著”。除却这两种极端，其他的研究往往回避直接定义儿童文学，而是对这一文体的特征进行描述。例如，王泉根提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价值在于：（1）“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2）“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3）“童话的特征在于人类愿望的表达和满足性。” （2008）而汤素兰则认为，发展儿童文学的关键是建立“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需要“首先，启蒙民众的儿童观；其次，保护儿童天性，激发儿童天赋的生长；第三，让儿童享受自己的童年，带给儿童快乐；第四，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成为爱的教育，为儿童未来的幸福奠定基础。”（2014）
整体而言，国内儿童文学批评的大致面貌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呼吁有余，实操不足；动辄论战而基本逻辑不清；不问其然，更不问所以然，只关注应然。放在当代全球学术讨论的平台上审视，西方学者侧重立论，我国学者长于比兴，谁会在理论领域掌握主动权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