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妃薨后，玄宗敕张说撰写神道碑，此碑文因收入张说文集被保存至今，碑文重点介绍
丽妃“探风揆化，忧国如家”的后妃品德以及“神往上清”的道教信仰，但却隐去了丽妃身上一个重要角色——当朝太子李瑛的生母，只使臣所撰“铭”中一句“皎皎汉女，为皇降灵，娥娥邦媛，顺道之经”表明丽妃曾生育过皇子。这种隐晦书写无疑使丽妃的虔诚女冠形象更为凸显。因为按照道教教义，入道就意味着要遁入空门，脱离世俗社会，必须“制断六情，抑止贪欲”。《洞玄灵宝道学科仪·都禁品》曰：“科曰：凡是道学，当知修身求度，终期正道，入次第门，先禁别嗜欲。若道士、女官，身出恩爱，已入法门，切虑法门忌讳，誓愿都禁，直诣道场。”死后也须清心寡欲，葬于荒野之地，以求“真”意。神道碑中的这种写法完美契合了道教道义，也符合玄宗朝的崇道之风。
但是，这种隐晦书写在唐代墓志碑铭中很不常见。即使是在唐初，墓志书写尚未成熟之时，女性墓志都至少会提及长子名讳，高宗之后更增加了次子、女儿的生平介绍。女道士墓志亦是如此，如太平观女道士王紫虚的墓志铭中，全文几乎二分之一的篇幅在陈述王紫虚的子女：“长男宁远将军、守左武卫中郎、上柱国阎羲之，次子游骑将军、守右骁卫中郎、上柱国则仙……长女荣亲，早薨丧德。外孙金艳国女，信成公主……二女县郡君夫人……三女县郡君夫人。嫡孙女婿游击将军、守太原郡洞过府折冲、右羽林军上下、上柱国，南阳张定边。外孙女婿奉义郎、汉中郡南郑县令、河东郡薛子同”。
唐代礼法也将生育子女、延绵子嗣视作女性最为重要的家庭责任、人生价值。朝廷多次下诏鼓励婚嫁，一大意图就是鼓励生育，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四日太宗颁发了一份明令各级官员督检婚配的诏敕，曰：“蕃育之理既宏，邦家之化攸在。朕恭承天命，为之父母，永怀亭育，周切于怀。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馈之礼斯废，绝嗣之衅方深。”法律也明文规定女性有生育职责，《唐律疏议》中指出妻有七出，其中第一出即是“无子”，规定“妻无子者，听出”，而如妻子生子，未有“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丈夫则要“徒一年半”。在唐墓志书写中，如若此女终身未育，撰写这还会发出对其生命不完整的感叹，如“积善余庆，岂曰虚哉”；“当室无胤子，向帐惟僮仆”；“李径初华，梅林未实”；“无三年之服者”等。即便是道教书写中，生育子女也无需避讳，杜光庭在描述上清派祖师魏华存时仍会提她主动抚养内外，直到二子成人，才得冥心静修，感遇真灵。
何况，如赵氏这样的后宫女性，有无子女直接影响着个人甚至是家族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丽妃之所以位列次妃很大程度与生育李瑛有关。且丽妃薨时，李瑛还是当朝太子，玄宗未来可能的接班人，《和丽妃神道碑铭》作为树之于地表的公开性文字，众人皆可阅之，如此公开隐晦当朝太子事迹，凸显丽妃女冠身份，背后是否有深刻意旨？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丽妃薨时的历史情境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