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境考古学的相关理念及运用
情景考古学利用考古遗存客体间的相互联系，以情景分析为主导，通过分析考古遗存的出土情境和社会情境，对器物功用及社会内涵、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人员组成、宗教信仰进行分析。而“情境”一词源于拉丁文contexere，字面意思是指将事物“放置在它们的文本之中”。延伸来讲也就是把客体的前后部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1973-1984年期间，弗莱纳利、巴泽等多位学者提出了情境考古学的相关理念，并将其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中。伊恩·霍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情境考古学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论述。他认为情境考古学就是使用分析的情境方法对情境资料进行研究。国内以情境考古学理论为主题的研究较少，许永杰先生指出“情境分析就是观察考古遗存的出土环境、利用考古遗存的种种共存关系，发现遗存联系形式的必然性，从而得出遗存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并进而重建历史。”他将情境分析分为再现情境；分析情境并得出初步结论；给出结论并列举证据三步。
器物作为情境单元内的重要实体，通过情境单元对某一类器物进行功能与社会内涵的判定是一种十分直接有效的手段。但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器物存在的时间背景与空间背景。因为随着器物时间背景与空间背景的变化，器物的功能与社会内涵存在变与不变两种可能。但时间背景拉的越长，空间背景包含的越大，器物功用及社会内涵的变与不变也就越清晰准确。类型学是确定时间背景的重要一环，通过类型学划分，找出器物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所在，确定器物存在的时期，才能对一定时间背景内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的器物功用及社会内涵进行研究。同理，情境单元的空间背景也是我们全面了解器物的重要因素所在。因为空间背景的变化，同一器物的功用与社会内涵会依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进行继承或创新。那么想要了解这类器物的功能及社会内涵，就需要追其源头，找到器物最初存在的情境单元，对其进行分析。一种器物功用及社会内涵变化的根本在于时间背景的发展与空间背景的转移。所以想要了解一种器物的功用及社会内涵，我们首先需要溯源，找到器物最先出现的时间背景和空间背景，在此基础上中分析器物功用及社会内涵，然后搜集此器物存在的多个时间背景，空间背景，进行一个跨时间、跨空间的多维度分析，这样才能挖掘此类器物“动态或静态”的功能意义。
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器物研究来推测其存在的意义，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情境单元中进行分析，此情境单元分为大小两个，小情境单元就是器物出土时的情境单元，如墓葬、灰坑、壕沟、祭祀坑等。大的情境单元则需要将聚落等级、社会风气、社会习俗等包含在内。情境中各个客体之间是相联系的，所以器物情境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客体自身，还要考虑到共出器物。以墓葬为例，通过对墓葬空间布局，墓葬形制、墓室大小、方向、墓主的性别、年龄、葬具、葬式以及共出器物种类、数量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族属进行分析。一件器物的存在与发展和人们不断的社会实践相关，特定的人群有特定的行为，当我们知道墓主人身份地位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器物都是为其特定行为发展服务的，再加以出土位置的辅助，器物的功用及社会内涵也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搜集材料、关注客体存在的大小情境，材料越丰富，与客体相关联的情境越多，对客体的研究就越充分。
以下列举近年来我国学者以情境考古学的相关理念为指导所做的一些墓葬考古学研究。
张莉先生通过铜镜的纹饰差异与埋葬器物异同对中国早期铜镜的来源，功用，传播路径进行研究，讨论了铜镜同其使用者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对应关系。从时间背景上来说，张莉先生将其分为齐家文化时期、齐家文化后的史前时期、晚商时期以及两周时期。铜镜最早出现在甘肃齐家文化的齐家坪墓地中，通过铜镜纹饰的比较研究，中国最早的铜镜源于中亚素面有钮镜和大草原地区三角纹饰的组合，通过额济纳河首先传入甘肃走廊。到了晚商时期，铜镜开始出现于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铜镜上的纹饰依然是欧亚草原的风格，且共出欧亚草原的特殊器物，有铜镜随葬的墓主人和北方地区有密切的联系。铜镜当时可能是和北方地区的宗教有密切关联的法器，因此在齐家到晚商阶段并没有被中原社会真正接受；而到了西周时期，铜镜上的纹饰开始出现中原地区的传统装饰风格，表明其功用与社会内涵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并在东周时期被更加广泛地使用。通过对不同时间背景与空间背景出土铜镜的纹饰及共出器物的比较研究可见，我国铜镜的功能及社会内涵在西周时期发生过一次明显的变化。
严志斌先生通过器物组合、出土位置关系对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墓葬中玉锥形器，玉柄形器，圆陶片，漆觚组合器物的功用及源流进行了讨论。良渚文化时期，根据出漆觚、玉锥形器以及棍状物的墓葬出土情境可以发现这三类器物组合使用与礼制相关。夏商周时期，觚、玉柄形器、圆陶片依然处于处于同一情境单元，虽然玉锥形器玉圆陶片发生了差异变化，但它们作为器物组合整体功能并没有变化，仍是一种裸礼制度。刘强先生以典型宴饮器具—高柄杯为切入点，以高柄杯的墓葬出土情境研究为主，通过墓地整体空间情境研究划分墓葬等级，根据葬具、葬式、随葬器物等判断墓主身份，而对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种类以及各类器物的出土位置进行梳理，获得了高柄杯的象征意义及其功能用途。层层递进，细致梳理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各墓地内部埋葬制度、丧葬葬仪的变化。孙瀚龙先生把陶缸的出土情境分为墓葬出土陶缸、灰坑出土陶缸，房址出土陶缸以及祭坛出土陶缸四大类。通过对不同等级墓葬情境单元内陶缸数量，具体出土位置，共出器物等要素的分析表明不同时期陶缸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崧泽文化晚期陶缸到了良渚文化早期阶段，陶缸作为一种丧葬用品，与墓葬等级关联性较弱，良渚文化中期陶缸与高等级墓葬关系密切，具有丧葬礼仪性质。
（二）墓葬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
“考古遗存的存在情境多种多样，考古学研究中情境分析的对象也是多样化的”。大部分器物出土于墓葬中，所以墓葬考古学研究需要情境考古学的帮助。墓葬考古学研究可分为直接反映论和仪式论两个阶段。直接反映论阶段：宾福德、泰恩特等西方考古学家认为墓葬就是社会行为的正常延伸，映射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墓葬内随葬品的数量以及墓葬规模可以直接对应墓主人的社会等级。墓葬规模越大，随葬品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墓主人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数量和墓葬规模是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重心所在。所以数学的方法被带入了墓葬研究，丹麦学者乔根森提出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计算墓葬的类型值与墓葬值，直接与墓葬等级进行对应。上述墓葬研究理论的提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墓葬考古学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草率地将墓主死后墓葬和生前社会等级直接关联，不同时期的墓葬所处的社会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到了墓葬研究的第二阶段：仪式论阶段。丧葬仪式只是墓主人生前社会生活的部分反映，剩余部分由为他下葬的生者所决定，其受到所处社会背景、社会风气、宗教信仰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为墓主举办丧葬仪式的生者向我们呈现的内容。如：傅罗文通过对大甸子墓地中随葬海贝、玉器的量化分析，发现在墓地使用早期人们侧重于展示墓葬的丧葬仪式，到了后期开始把重心放在墓主人的身上，着重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那么在不同的丧葬理念下，墓葬布局存在不同的侧重之处。所以不同时期，社会背景不同，人们的信仰追求也有所不同。所以单一的墓葬量化分析并不能帮我们还原过去。学者们开始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单元，如墓葬所在遗址的聚落等级、聚落总体人口规模、丧葬习俗、社会风气、墓地空间布局、墓葬内部空间划分、墓主人的性别、年龄、共出器物种类、出土位置等，把考古研究放在更充分的情境研究中进行。但究其本质墓葬考古学研究的这一转变所涉及的只是墓葬情境单元研究范围变大。情境越大，所涉及的东西就越多，对墓葬研究的结论也就越精确，对社会的分析就越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