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墓葬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阶段由丹麦学者乔根森提出，其方法主要涉及到类型值和墓葬值两个概念。类型值用于计算墓葬中出土的每类随葬品的价值。计算方式为：类型值=墓葬总数/类型频数，类型频数为器物出现的频率，无需考虑件数。把一座墓葬中所有器物的类型值相加，即可得到墓葬值。墓葬值越高，说明墓主人身份越高。傅罗文沿用了乔根森墓葬值和类型值的计算方式，但把器物数量纳入研究范围内。对于出土数量较多的随葬品，不仅考虑出现与否，还以其出现的数量来反映墓葬值。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的概念。此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内，我国学者积极的用于器物类型学、墓葬分期、葬制葬俗等相关研究。1984年裴安平先生、李科威先生利用CASA系统对雨台山楚墓陶器年代序列进行研究。2001年吴十洲先生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对两周墓葬中青铜容器随葬品组合进行分析，讨论了两周时期墓葬青铜容器随葬品组合与墓葬用鼎数量、墓主身份、墓葬规模等之间的关系。2003年王奇志先生试用t-检验、方差的方法讨论了龙虬庄遗址墓主人性别、年龄与随葬品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墓主人性别对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影响不大，但年龄与随葬品数量之间存在关联系。利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发现虬龙庄遗址随葬生产工具的类型与性别有关，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同时利用累计频数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墓葬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未成年人墓葬比成年人墓葬更靠近居住区。2005年，陈铁梅先生在《定量考古学》一书中提出“考古学的定量研究是指对考古现象中各种数量关系的研究，使用数学作为研究的方法。”书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如何将定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实体分类，等级聚类以及考古实体的排序和分期等考古学研究中。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定量考古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发展阶段。2007年郎俊彦先生运用聚类分析对李家坝巴人墓地出土陶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陶器的组合、分期、年代进行了讨论，其陶器定量分析过程可分为陶器原始数据的采集、数据预处理、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器物进行分类、结合考古学研究实践对分类结果进行调整四部分。2011年余静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线性回归、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的方法对安徽南部37座汉墓的墓葬规模、随葬品总数、漆木器数量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数据将墓葬分为三组，第三组墓主人为五等爵及以上贵族，第二组为五等爵以下较富平民，第一组为平民阶级。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通过概率分析墓葬中各种器类所占比例，对器物的使用制度、墓葬等级、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如，2011年郜向平先生以商墓中随葬的玉石器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概率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商墓中柄形器、璋和装饰品在不同等级墓葬中的随葬情况，对商代玉石器的使用制度进行了探讨。2012年张忠培先生通过是否随葬特殊器类—玉器，把良渚文化福泉山墓地、马桥墓地以及瑶山墓地的墓葬分为不同等级，进而对随葬品数量和种类进行概率分析，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最后对良渚社会人员构成和社会政治结构进行了探讨。2018年林永昌先生以性别与年龄为关注点，认为墓葬的礼制除了与等级身份、性别有关之外，也会和墓主的氏族、年龄有所关联，所以以多元统计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族群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与种类进行量化分析，讨论发现西周、东周时期年龄与墓葬随葬品内容和丧葬习俗存在一定的直接联系。考古学的定量分析可以通过数据让我们对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与墓葬之间关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进而在对墓葬考古学研究进行情景单元分析时为墓主人身份等级的判定提供数据支持，从而可以展开对器物功能或整个社会结构、人员构成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