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流动女工生育观念研究—以WH制造企业为例

摘要：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的方法，对制造企业流动女性的生育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对象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她们都比较年轻，大多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或高中以上教育，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薪资水平能够达到当地中等水平。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价值规范的影响，她们对繁衍下一代的观念已经逐渐淡漠，取而代之呈现的是为了充实家庭生活、稳固和发展婚姻关系等。随着“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她们已经不再为生育儿子而生育了，生男生女的意识已经淡化，重要的是要生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流动女性已经很少关注于孩子数量的多少，而更多的关注于“更好”。“生的多不如生的好”成为她们的信奉和追求，从曾偏重于子女数量和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

 

关键词：新生代流动女工  生育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独生子女高峰的来临，人口 “四二一”结构（即夫妻为独生子女，四位老人与一个小孩）的形成，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显现，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而如何放开生育政策，如何让生育政策的放开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现代青年人生育观念的了解。

新生代流动女工作为“80后”“90后”[2]。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80后”“90后”的男女青年几乎没有在从事农业生产了，他们也没有任何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打算，他们在初中、高中、职校、大专、本科毕业以后，都不同程度地流出了农村，成为了流动大军中的主要成员，而制造企业已成为容纳流动人口的主要窗口。“80后”流动女工目前正处于生育高峰期，而“90后”流动女工也即将迈入生育高峰期对她们生育观念的研究将会对我国制定生育政策起到极大的参考作用。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生育观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对生育问题的各种思想、看法和一般认识。后者则是指生育主体在一定环境作用下自觉或自发形成的，包含着一定的生育认知和价值观，渗透着一定生育需求和情感的关于对某种生育方式的评价、构想和行为倾向[3]。

费孝通先生把男女结为夫妻，生育孩子并共同将孩子抚养长大的一系列活动称之为生育制度[4]。费老提出生育是损己利人的行为，人类的物种需要延续，而人类并不能完全靠自然的保障就能够达到延绵的功能，所以得添上人为的保障，这个人为保障就是生育制度。##end##

辜胜祖认为，生育观念是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是人们在生育问题上多方面价值取向的总和[5]；佟新认为，生育观念是人们关于生育的态度和看法，包括为什么两性结合、为什么生育子女，生育几个子女以及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等问题[6]。生育行为是指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是在人们生理，心理等内部身心状况基础上，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因而是社会性行为。生育行为受生育动机和目的支配，而动机又以生育欲求或生育需要为动因。生育动因是由生理和社会刺激引起的，人们的各种需要归根到底是由人们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刺激引起的。生育行为大体上有早生，多生，密育，晚生，少育，稀育，婚生，非婚生，以及超生和计划生育等模式[7]。

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2002年）通过对外出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得出结论：即在同等条件下，如学历、年龄等，外出农村妇女的子女数及理想子女数要少于未外出妇女，外出妇女对性别上的偏好不及未外出妇女显著，外出妇女和不外出妇女在生育意愿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外出妇女的选择性特征带来的差异；二外出带来的差异[8]。沈毅在《苏南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研究》（2005年）中提出，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收入水平、 文化程度等客观变量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从而对理想子女数、 性别偏好、 生育时间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end##

郑真真、解振明《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2004年），本书通过调查研究，描述了在20世纪末的20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外出打工对妇女的婚育观念行为以及生育健康和计划生育的影响，从人口流动的状态下考察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提出外出流动影响了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和观念，并对农村妇女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10]。

新生代流动女工与老一代流动女工的人员素质、想法观念都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她们目前的生育观念如何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主要对城市中新生代流动女工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生育意愿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从生育数量、生育性别偏好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新生代流动女工概况

新生代流动女工她们的构成状况怎样？这直接影响到她们的交往人群、接受能力和社会地位，本研究主要是对制造企业中流动女工进行的研究，对流动女性基本情况的调查，主要包括：年龄分层、受教育状况、岗位分布以及在单位工作年限等情况。

（一）年龄分布情况

图 1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年龄结构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指出，年龄分层是指与年龄角色相关的一整套权利、责任和社会关系体系。也就是说，年龄分层是指社会按照年龄的差异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强调随年龄变化，人们社会地位和资源享有上的差异，它为我们认识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11]。新生代流动女工根据年龄特征分层情况如下：17~20岁的女员工数63人，占到总人数的31.5%；21岁~25岁女员工人数为100人，占总人数的50%；26~30岁女员工人数为31人，占总人数的15.5%；30岁~35岁为6人，调查中最小为17岁，最大为39岁。

（二）户籍情况

在本次调查的流动女工中，非农户籍的人数有42，占到样本的21%，拥有农业户籍的有158人，占79%。在非农户籍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6人，即非农户籍的流动女工主要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女工中还是以农村户籍为主，这说明现在城市流动人口中还是以农业人口为多数，符合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

而在农业户籍中，这部分流动女工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农业生产活动，有些也只是偶尔辅助过父母做些协助农业生产的，对农业的整体性知识一无所知，也没有意愿在今后从事农业生产。

图2 流动女工户籍情况

（三）受教育状况

文化程度影响女性的垂直流动，文化程度越高， 上向流动率越大；文化程度越低，上向流动可能性越差[12]。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流动女性的流向，也对流动女性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相对于一般流动女性来说，制造企业中的女性受教育情况要比一般流动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如下图所示：

图3 流动女性学历情况分布图

制造企业流动女性的受教育情况如图所示，拥有本科学历的有5人，占到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为1人，占总人数的0.5%；大专及高职学历有55人，占到总人数的27.5%；其余为高中、中技、中专学历，有139人，占到总人数的69.5%。可见，流动女性主要为高中及以上学历，相对于其它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有较大区别，之前研究对象大部分针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现阶段我国加大了对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投入，城市地区基本普及了高中及以上教育，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此群体符合未来发展趋势。人力资本的素质将会越来越高，本研究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的情况将会对未来研究流动人口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四）岗位分布

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13]。其中职业分工则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基础。制造企业流动女性的岗位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分层，其中业务管理类人员（主要指从事办公室工作及管理人员）在社会分层中有较高的层级，辅助工人次之，直接工人相对而言较低。

图 4流动女性岗位分布图

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岗位分布如图：其中直接工人即一线操作工人为90人，占到总人数的45%；间接工人包含检验员、物流工、库管工、叉车工等岗位，共82人，占总人数的41%；业务管理人员共有28名，主要是本科或大专毕业人员，占到总人数的14%。制造企业流动女性中工人占到了86%，一线工人是流动女性主要的工作岗位。制造企业中从学校刚毕业的流动往往是从事直接工人，她们在工作中会逐渐转为辅助工人以至转为业务管理人员。在一二十年前，这些工人都是由当地户籍的人员从事的，是城里人的“特权”。而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外来流动人口也享受了与当地人同等的工作岗位。

（五）工作年限

本研究所指工作年限是特指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在最后所在单位的工作年限，未包含其可能在原来所在单位的工作年限。

表格 1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在单位工作年限表

工龄	汇总	所占比例
1月≤N＜3月	10	5.0%
3月≤N＜6月	23	11.5%
6月≤N＜1年	35	17.5%
1年≤N＜2年	23	11.5%
2年≤N＜3年	33	16.5%
3年≤N＜5年	56	28.0%
5年≤N	20	10.0%
总计	200	100.0%

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在单位工作年限如上表，其中工作年限最多的是一年以下的人员，占到了总样本的34%，这表明流动女工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其他工作年限较为稳定，工作时间越长，得到升职的机会越大，其中5年以上员工大部分已经升职为业务管理类。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因为有了升职的机会或具有较高的等级而促使她们继续在单位工作。

从总体情况看来，制造企业流动女性在年龄特征上是比较年轻的，她们正处于积极提升的年龄，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她们基本上都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或高中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强。

三、新生代流动女工生育观念

生育观念也表现出城市化，生育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育不再是家庭的主要功能

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的功能主要是生产功能和生育功能，繁衍、养育下一代、赡养老年人，通过生育子女、供养照顾老年人，从而达到延续人类社会的目的，在这其中，繁衍后代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人类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控制生殖，以维持社会继替，家庭通过建立双系抚育、确立婚姻、夫妇配合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生育功能的实现。家庭的生育功能保证了人口的繁衍，维持着社会的正常延续，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石。

而如今，避孕手段使得性和生育分离，家庭的生育功能越来越淡化，很多夫妇通过避孕来控制生育。且由于国家实施强制性控制措施即“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据统计，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1987年的19.68‰降至1998年的9.53‰[14]。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生育功能的淡化。

个案1  黑龙江同江市人，28岁，已婚三年，在谈到要不要小孩的问题上，其实自己不想要小孩，对生、养、育小孩还没有充分的准备，但周围的人都问及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会考虑要，这一两年暂时还不要，等自己和老公做好了思想准备后再考虑。其实两个人生活挺好的，家务活会少很多，而且也不需要像身边的那些妈妈那样，整天围着自己的孩子、老公转。另外现在养孩子，等孩子大了还得给孩子带孙子，实在是想想就害怕。现在自己和老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老公没事偶尔玩玩游戏，偶尔还可以去逛街等，反正比起有小孩的家庭逍遥很多。

她们对繁衍下一代的观念已经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青年人的生儿育女是为了充实家庭生活、稳固和发展婚姻关系、尽社会义务等。

潘允康在《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中有数据曾指出，上海市市区“丁克家庭”（即夫妻双方双份收入而无子女的家庭）占全市家庭夫妇总数的2~3%，1992年底，广州市结了婚而不愿生育的人由三年前的3万人增至10万人。[15]丁克家庭的流行更加证明家庭的功能不再主要是生育功能。目前存在被丁克的家庭也很值得研究，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导致的男女不能生育问题越来越普遍。

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功能已从生产和生育功能转为情感交流，满足家庭成员感情的需要等功能。家庭成员之间通过彼此相互理解、关心和情感支持，缓解和消除社会生活带来的烦恼、压力，从而维持均衡、和谐的心理状态，使成员体会到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二）生男生女已无明显偏好

传统观念上，重视生育男孩，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对生育男孩更加重视，而随着观念的变迁，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女孩同样能做到，有些女孩甚至做的更好。以下是对流动女性生育性别偏好的调查结果：

表格 2制造企业流动女性期望生育性别图

学历	不想生育孩子	期望1个孩子			期望2个孩子				期望3个及以上孩子	合计
		男孩	女孩	无所谓性别	2个男孩	2个女孩	一男一女	无所谓性别
本科	0	1	0	3	0	0	1	0	0	5
初中	0	1	0	0	0	0	0	0	0	1
大专/高职	1	5	3	37	0	0	7	2	0	55
高中	0	2	1	1	0	0	3	0	0	7
中技	0	3	2	13	0	0	4	1	0	23
中专	1	24	13	55	0	0	13	3	0	109
总计	2	36	19	109	0	0	28	6	0	200

在200个调查对象中，流动女工期望生育3个及以上的孩子已经为0，期望不生小孩即丁克家庭的为2人，占1%，期望只生一个孩子的占到了82%，期望生两个孩子仅占到17%。可见，流动女工中对生育数量已经趋向于少生。在性别偏好方面，仅18%的流动女性持男孩偏好，而且有10%的人持女孩偏好，从培养成本上来说，男孩培养成本明显高于女孩；而且女孩可以给予父母更多的精神和情感支持。可见，流动女性对生育性别已无明显男孩偏好。

个案2 安徽淮北人，26岁，已婚，现为准妈妈，合肥市某中专毕业。家中有个弟弟，现在要结婚，家里建栋楼房及装修等要花个十多万元，另外还要准备四五万元才能把媳妇给娶回来。自己结婚的时候爸妈几乎没花什么钱，另外老公还付了些彩礼钱。现在自己也想清楚了，甭管他男孩女孩，反正都是自己生的，生个女儿自己过的轻松些，生个男孩面子上好看点。反正肚子里是什么已经定下来了，呵呵，自己生的都好。

个案3 安徽阜阳人，30岁，已婚，有一个儿子。抱怨道，现在生儿子压力大，不但抚养、教育的压力大，而且为儿子攒钱娶媳妇的压力也大。如今的女孩嫁人非得要求男方有车有房。这个压力从孩子生下来，做父母的就要背起。现在就得为儿子准备房子的事了。

生育男孩的偏好还部分地存在于流动女工的观念中，如上述所言，生个男孩面子上好看点，但“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确实已经在淡化了，生育儿子逐渐被视为对父母的连累，在安徽很多地方还存在男方补贴礼金这一说法，即男子娶妻需向女方父母支付3~10万不等的礼金，另外还要负责建房或买房，以至现在社会流行“生个儿子是建设银行，生个女儿是招商银行”。 这种观点虽然没有完全代表现代人的观点，不能完全转变对生育男孩的偏好，但她们已经不再为生育儿子而生育了，生男生女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生个健康聪明的孩子。

（三）少生优生成为流动女性的选择

流动女性在流出地往往表现出多生的生育倾向，而在进入到流入地后，受城市文化生活的影响，她们不再单纯追求生育数量，而转为对优生优育的重视。由表3.2可以看出，流动女性已经很少关注于孩子的多少，而更多的关注于“更好”。“生的多不如生的好”成为她们信奉和追求，投入更多精力准备生育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心愿。

个案4 安徽黄山人，26岁，已婚，在单位从事行政工作。我和老公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计划准备要宝宝了，这期间我和老公基本上不使用药物，平时老公应酬的烟酒也停了，在应酬时只要说上有了“造人计划”，别人也不多加强求。另外自己也在补叶酸，以防胎儿畸形，还在加强营养和补钙。现在只生一个孩子，身边的同学同事都很在意优生意识，自己也不能落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调养，现在就等着“造人”成功了，希望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可以让我怀上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

 

个案 5 安徽蚌埠人，28岁，有一个5岁的女儿，自己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再生一个，但问及想不想生，却回答道，不想生了，因为没那个经济条件，也没那个精力再去生一个啦！我家庭结构就是典型的4-2-1，上面四个老的收入也就是解决了温饱。我和老公都在企业，说不上好和坏，凑合吧！现在这一个孩子，都是靠两边的大人带着，还存在着啃老的现象。如果我再生一个孩子，10年后就是上面老的年龄大了需要照顾，下面二小的需要照顾，自己的工作也有压力，你说这日子怎么好过？

上面这个女工是业务管理类人员，非农户籍，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从其讲话可以看出，具备较好的分析能力。对目前421家庭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很到位，而这也是我国养老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个案6 安徽蚌埠人，本科 在问及生二胎的问题，回答道：顺其自然，如果符合条件可以考虑。你符合吗？不符合。条件符合就一定会生吗？不怕带小孩累？我妈妈说如果她还年轻，不和我弟弟家的一起就还帮我带。我弟弟目前还小90年的，这个有条件就生吧，小孩子有个伴也好。

上面这个调查对象是本科毕业的流动女工，自己原来是农村的，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现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夫妻双方的年收入近二十万，在三线城市是条件比较好的。

个案7 安徽蚌埠人 中专毕业 户口在农村，在老家还有一亩多地，已生育了一个男孩，男孩已1岁半，“其实我是想在要个女儿，但是又没有钱，我要是有钱我一定会生二胎。” “有钱是相对的”“其次还要有精力，我估计我家婆婆不会在让我要了，他妈也是一身的病，高血压，糖尿病，能帮我把这个带大我已经是很高兴了。”“那从内心来说你还想生二胎吗？” “其实是不想再要了”

目前，在想不想生二胎和能不能生二胎以及会不会生二胎的问题有很大分歧，目前决定生二胎主要是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和有没有老人带这两方面。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幼儿园的费用，各项奶粉等的费用，以及用在小孩教育投资方面的费用。另外就是有没有老人带小孩的问题，只能让双方的家长来带，如果双方的家长另外有事情或另有小孩要带，生二胎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小了。

很多家庭是婆婆或丈夫希望再生个，特别是一胎是个女孩子的家庭，家庭内有较大压力希望再生个男孩，而当事人，特别是这些有工作的新生代流动女工们，她们面临着工作上的压力，并不愿意轻易地去生二胎。

随着制造企业流动女性生育观念趋同城市化，且由于她们能够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依赖子女养老在现实社会中变的不实际，她们更多的是依靠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只生一个孩子成为她们的主流观念，女性在养育儿女及照顾家庭方面花费的时间少了，便可以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及生活质量的提升上去。在生育数量的意愿从多生到少生变化的同时，更多的流动女性青年也开始重视子女的质量，即优生和优育。优生与少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的期望孩子个数仅为一个时，就转向谋求自己最理想的孩子，产生了以“以质量求数量”的生育战略转变，形成了强烈的优生心理。

（四）对生育健康观念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在开罗召开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其中涉及到女性生育及健康的相关行动纲领，指出：“人们应能享有满意且安全的性生活，应能生育，且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的自由。男性和女性应享有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并且有权选择调节生育的方法且实际获得安全、有效、便宜及可接受的调节生育的方式，并享有安全妊娠及分娩的保健服务[16]。”安全健康的妊娠主要指孕妇和即将出生的子女拥有安全生育和出生的条件。并对自己生育的孩子数量、间隔、时间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控制。

个案8 河南洛阳人，26岁，已婚，现为准妈妈，河南焦作市某中专毕业。现在单位提供有生育保险，能够报销一部分生育费用。婚前婚后有些什么自己不知道又不好意思问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来了解，网络很方便，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以前就对如何避孕，准备怀孕前注意事项，孕期营养知识、孕期注意事项等进行查询。

制造企业流动女性们在孕前就开始注意一些用药问题，孕程中每月按时到医院作产妇体检，对生殖健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制造企业流动女性中有很多享有生育保险，在生育费用方面能够享受到一定费用的报销，但生育保险的待遇是六七年前的标准，即顺产可以享受1500元医疗补贴、剖腹产可以享受3000元的医疗补贴，按目前医疗生育小孩的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她们能够较好的运用电脑，网络成为她们解答一切疑惑的工具，很多流动女工已经成为融入城市生活的现代职业女性。

个案 9安徽繁昌人，26岁，目前怀孕状态，为生这个小孩请假很长时间，一年前怀孕过，当时是第一胎，也和平常人一样，正常上班，没想到在二个多月的时候，胎儿就没有胎心，只能引产。不知道什么原因，而身边这种情况的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这次怀孕了，仍然出现孕酮低的现象，只能请了近两个月的假，天天闭门不出，请了卫生站的护士每天去家里打针，好不容易快到四个月的时候才算稳定下来，现在才敢上班。是男孩女孩根本不去考虑了，只要能安安全全生个宝宝就够了。

调查中发现，随着环境条件的恶化，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目前不孕现象及怀孕容易出现问题也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调查中，虽然仍有很多流动女性仍不愿意谈及性的问题，已经有少数的流动女性不避及性的话题了，性不再是一种沉默文化。她们对于生育知识的获取还缺乏官方的传播渠道，政府及企业在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如加强对生育健康知识的宣传，使大众能够通过正式的渠道了解生育健康的内容；对节育避孕的知识进行宣传，以减少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五）重视子女教育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城市的青年男女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有着不算太低的文化水平，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使得他们注重、也能够对孩子进行较大的投资，从而保证孩子的教育质量。制造企业的流动女工在融入到新的地缘后，经济生活水平及社会环境趋同于城市化的同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科技进步日益加快，她们意识到生存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知识技能及综合智力素质而非体力，因此，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个人给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并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教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及现实成本都大为增加，子女数量增加给家庭带来的效益是日益下降的。这种变化促使人们开始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对生育质量高度关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也已不乏出现高学历子女改变家庭贫困状况的鲜明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企业流动女性便从曾偏重于子女数量和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

个案10 安徽淮北人，34岁，初中毕业，生产线操作工人，儿子十岁，已经四年级了，马上就读五年级了，现在的孩子，每个父母抓的都很紧，老师也抓的紧。马上要升初中了，平时作业不少，周六周日也没得休，周六要参加英语辅导，周日还要去学画画，平时我和他爸爸也为他忙个不停，每天的作业都要家长签字，而且还要每天陪读。现在都一个孩子，每家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出人头地，学习上的一切需要都尽量满足。（此个案是访谈中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一位）

以下是对流动女工期望子女受教育情况的调查：

表格 3制造企业流动女性期望子女受教育情况

学历	根据孩子意愿	高中/中技	大学	硕士及以上
人数（人）	21	11	148	20
所占比例	10.5%	5.5%	74.0%	10.0%

其中78%的流动女工期望自己孩子受到大学的教育，另有16.5%的流动女工期望自己的孩子受到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可见，她们对自己子女受教育的期望值比较高。

在期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受到更好教育时，她们现在开始注重于对孩子的培养，从孩子未出生时就重视胎教，婴幼儿时期注重对孩子智力的开发。幼儿园教育作为现阶段城市学前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她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无一例外地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接受教育。

四、新生代流动女工生育观形成的原因

生育观念的变迁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李若建认为，影响人的生育行为或观念主要包括：偏好系统，即家庭规模、子女性别、成为父母的愿望等，受自身所在群体的观念和规范影响；成本系统，即养育子女在金钱、时间、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效用系统，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劳动力、金钱和时间的返唤；三个方面综合影响着个人的生育行为[17]。

从文化方面的原因，学者李彩霞认为，职业、打工时间、交往群体和大众传媒及城市经历对女农民工的生育观念起一定影响作用。学者李嘉岩认为，流动女工的收入和教育对生育意愿存在影响。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流动女性生育观念的变迁进行探讨。

（一）流动女工在城市的文化适应性

文化具有传统性、规范性、积淀性、无意识性等特点，这意味着文化虽然不构成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却具有心理和行为上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对人的影响和控制深深根植于人的内心，构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情感、认同和价值。

虽然文化具有以上特征，但雷德菲尔德和赫斯科维茨提出：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一方或双方的原文化类型所产生的变化称为文化适应[18]。

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是决定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决定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逻辑变化的主要力量。伴随着流动女性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城市里的生育观念对她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越来越趋同于流入地。

城市里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对流动女工们来说极具吸引力，城里人的少生、晚生和“生男生女都一样” 令她们无限向往。在城市生活过程之中，流动女工们耳濡目染城里人的婚姻、家庭和生活，她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婚姻的选择上单纯听从父母之命，并非简单的只为了找个人共同过日子，而是渗透和期待了对情感的需求。在生育观念上也不再单纯的追求生早、生多，生儿子不再是她们的必然需求，女儿也能够满足她们对于生育的要求，改变了非要抱个儿子才算圆满或终结的传统观念。这种变化不是空穴来风，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流动女性自己想象出来的。而是流动女性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受城市观念和行为影响的结果，是城市生活让她们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趋同于城市，她们主动认可并接受这种被学者称之为是现代的生育观念，是流动女性文化适应性的体现，即她们在新的环境下认可新的观念和行为。

（二）经济因素对流动女性生育观念的影响

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中就表现为婚姻由父母做主，生育行为上还表现为早生、多生和生男偏好。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方式迅速进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地位的下降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家庭对手工劳动及重体力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少。女孩能够同男孩获得相当的劳动收入，女孩能比男孩更贴心地照顾家庭，生育的性别偏好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报越来越大，“生得多不如生的好”成为更多父母的追求。孩子的效用与其成本一样，并非为恒定值。

首先，生育小孩的经济成本越来越大。孩子的经济成本在这里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直接经济成本和间接经济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直到孩子自立，或更长的时期，在此期间内父母所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费用、文化娱乐、医疗费用等各种抚养费用，并包括补贴给成年子女婚姻的费用及其他支出。间接成本指父母在扶养孩子的过程，受教育机会的损失及潜在收入机会的损失，因此又称为机会成本。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母亲因妊娠和哺育而减少或丧失的工资收入；二、父母因照顾子女而失去了受教育机会，三、父母因子教育和抚育子女而减少的流动和工作的机会，四、由于照料抚育子女，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时间损失等等。

其次，对孩子劳动经济效用的依赖越来越小。 劳动经济效用主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即孩子作为劳动者或家务劳动的生产者给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养育子女对父母年老时有养老保障效用，即父母老年生活提供保障，负责年老父母衣食住行的经济效用。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的改变非常明显，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比较低主要体现在：一、子女结婚后的劳动经济效用主要贡献于自己组建的新家庭，且子女的受教育时间长，婚前的工作时间较短；二、由更高的人均收入所内含的教育水平和人口质量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训练、教育和发展上。因此，可用于使孩子成为一种生产力量的时间就减少。所以，收入越高，从作为一个生产力量预期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效用越少。[19]三、由于城市社会保障的完善，流动女性们享受到了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她们在年迈后，可以依据退休金以提供晚年生活的日常必需，为自身的经济生活提供保障，她们不再需要子女承担赡养的责任，从而减弱对于子女的依赖程度，反映在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上，其效用是越来越弱的。

所以，因子女扶养成本的上升、子女劳动经济效用的下降，最终导致了对孩子的需求下降，这是社会经济以及流动人口经济发展的必然。

（三）优生优育政策的实施

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模式表现死亡率与出生率之间非同向变化，在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同时是出生率的快速增长。“后发外生型”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增长率模式，指经济发展类型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当死亡率随医疗卫生的进步而降低时，生育率依然保持原有水平，导致出生率高速增长[20]。对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生育观念来说，人口控制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外部的冲击力量。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就是控制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迅速转变。在我国经济生活环境未发生彻底变化的条件下，有效地充当了转变生育态度的说服信息，计划生育政策以其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和合理性的特点，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风笑天曾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城乡生育观念的变化过程，生育态度的转变往往要经历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首先是个体为了避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惩罚而被迫采取的表面服从行为。表面的服从虽然不是发自内心的，但它往往是态度转变的第一阶段，服从的社会心理过程就是新的生育态度形成的开始。服从一方面相对于规范而确立，另一方面又使认知、选择扩大，促进规范全面而完整，这是生育观形成的第一个步骤。其次是生育观的同化，即个体自愿地接受计划生育的要求。在同化过程中，生育态度完全摆脱了服从性，没有外界压力影响，不是表面行动，而是出于自愿。最后是生育观的内化。这是个体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和接受了生育计划规范，彻底地转变了自已的生育意愿。生育观的内化是接受新观点、新思想，并主动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价值观念之内的过程。内化是生育态度形成的最后阶段，一旦达到内化阶段，个体的生育意愿就同计划生育要求的生育规范趋于一致，从而保证生育行为按照生育规范要求实行[21]。

（四）社会保障与优生优育观念的增强

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流动女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她们在年老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金。社会保险的实施，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障了女工们的退休生活补贴和医疗补助，极大地解决了她们的后顾之忧，这对于她们生育观念的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无需在生育数量上无限的追求多，也无需追求“养儿防老”了，生育成了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对于一些流动女工来说，是一种满足社会习俗或社会文化的需求。

另外，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企业对劳动者的年龄、技能及受教育情况有明确的要求，流动女工也意识到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是进入就业领域的必须，至少是进入相对舒适职位的必须。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和受技能培训的高低。因此，把金钱和时间投资在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上，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报酬。为了使她们的后代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报酬，她们在选择少生的同时更注重于孩子的优生和优育，父母在对子女质量上投入而收获的效益远大于在数量上的投入。当人们由于政策的制约而不能拥有自己所希望的孩子数量时，他们会转而谋求一种“以质量代替数量”的生育战略，即在不能拥有更多孩子的情况下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孩子。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1.结论。新生代流动女工已经不再为生育儿子而生育了，生男生女已明显淡化，重要的是要生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流动女性已经很少关注于孩子数量的多少，而更多的关注于“更好”。“生的多不如生的好”成为她们的信奉和追求，从曾偏重于子女数量和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

2.建议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政策的放开是需要专家学者对地区文化差异进行调查和研究，我国在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们的生育观念及生育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各个地区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适当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如目前有些地方双独可以生育两个小孩，是否可以放开到夫妻中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生育两个小孩。

3. 建立和健全社会抚养制度。

现在社会完全让家庭来养育一个小孩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比较高，企业女工能享受的产假只有几个月，目前幼儿园的教育是从三周岁开始，在幼儿入园之前的照料时间按一个成人的付出都难以满足，目前家庭中的处理方式是由婆婆或妈妈来照料，即便进入幼儿园，接送时间也和工作时间有很大差异，还需要家长或其他的人来帮忙。生育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社会抚养制度的研究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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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studied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mobility female fertility. The object are relatively young, mostly accepted the secondary occupation education or above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enjoy social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e state, pay level can reach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local. When they flowing into the cities the attitudes of multiply have changed, replaced presented in order to enrich family life, stable and developing marital relationship. They are no longer for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the son, but pay more attention on a healthy and clever child. They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number of children,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To cultivate childr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project investment in the family.

Key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men Fertility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