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植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代思想中儒、释、道或互相替代或合流并存，儒家文化的忠义观，佛家的善恶因缘观，道家的超世退隐思想等都或隐或显的闪烁着传统游民文化的影子。游民或流民群体在宋代及以后的社会中经常出现，但学术界对游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传统社会中的游民意识对近代知识分子的陶染等都很少有人去探赜索隐，然其影响却是实在的，那么何谓“游民”，何谓“游民文化”呢？
闻一多曾言“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土匪”的实质便是“游民”之一种，他们反抗社会主流，热衷于冒险，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对侠义精神或多或少又有着原始的崇拜，天灾或人祸使得他们成为游民或流民，长期物质匮乏的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性情。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注意到游民、游民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他认为：
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①
杜亚泉主要是从游民的阶级属性角度来分析历史中的游民身份的。而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则将“游民”定义为：
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王学泰先生显然注意到了社会主流秩序在他们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历史性地分析，当流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定所时，他们中必有人会选择结束“流”状态，就地而起，打破社会主流秩序的规束，进入“游”状态，虽说和流民一样，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也居无定所，但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与社会正常秩序相抗衡的“江湖”，构建了自己的江湖规矩，这“江湖”不像隐士的“江湖”那般超远宁静，也不是武侠小说中和朝廷站在对立面的“江湖”，他们的“江湖”夸蛮逞勇，充满原始意识，信奉的是朴素的善恶道德观，这“江湖”是他们的创造，同时又反过来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
清朝战乱、土地荒芜，艾芜祖上选择举家迁往川西，自此“流”或“游”的血液就被灌注到艾芜的大家庭里面，他的父亲曾在辛亥革命期间无奈加入过哥老会，而艾芜自己更是一部活的漂泊史。纵观艾芜一生，当五四新思潮在社会上相率成风时，21岁的艾芜受其陶染，于1925年沿岷江南下出走，到1931年被缅英政府驱逐回国，六年多的漂泊里，他都是以一个游民知识分子的身份穿行于滇缅之境。抵达上海后，他便用饱蘸异域色彩的笔调，绘出他用脚丈量过的川西与滇缅的迥异风景，通过文字塑造了很多性格独异的流民、游民形象，这些形象渗入了作者独特的亲身实践和文学想象，是现代文坛人物图谱库不朽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