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蕴游民意识的“刘明”“艾芜”等笔名
艾芜原名汤道耕，这个姓名寄予着祖父以“耕”和“读”治家的希望，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艾芜出生后的第二年这希望便破灭了。科举的取消，加之艾芜本就不富裕的家道中落之后，无论在案台前“耕读”还是去田地里“耕耘”都走不通了，于是从1925年出走开始，“汤道耕”便彻底失去了意义。1931年艾芜结束了长达六年多的漂泊生活，终于有机会可以伏案写作了，于是他常以“刘明”“艾芜”等笔名在《文学月报》《文学杂志》《申报·自由谈》《新语林》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小说、游记、杂感。
“艾芜”这个笔名若穷其究竟，与祖父“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以及祖父“一介不以与诸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等的家庭训诫有一定剪不断的关系，但他自己解释笔名艾芜的由来，一是取自自己喜欢的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中的小侠“艾虎”的谐音，“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这个笔名就是谐艾虎这个音的”新繁清流场，“艾芜”和“艾虎”这两个名字发音完全一样；二是受胡适对“大我”与“小我”阐释的影响。“当时我名字叫汤爱吾，吾就是我，爱我自己的意思。这里我说明一下，我读过胡适之写的一篇文章，说社会是大我，个人是小我，小我一定要好，然后大我才会好”。所以“‘艾芜’这个名字也就是来自传统侠义小说、游民文化中的文艺作品和五四新思想的一种混合”，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至于“刘明”这个笔名，艾芜说：“当时的自己虽然住在上海，没多大走动，但一直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民，又因艾芜母亲姓刘，所以取笔名‘刘明’”。当时上海混乱的社会时局与恶劣的文化环境，让艾芜“流民”的人生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开始或无奈或自愿选择了“流民“身份的艾芜，似乎“流浪”便成了他一生的宿命，所以艾芜不仅个人经历如名，且作品中大多以“流民”或者“游民”为其主人公，加之前面提及左翼提出的革命话语要求，和自己曾在境外殖民地参与革命的真实体验，在他笔下的人物群像里，作者作为游民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与意识主动或被动地熔铸于内。《寸大哥》中飘然而来，飘然而去的赶马人寸大叔，《伙伴》中一起抬滑竿的老朱与老何，《月夜》里小偷小摸的吴大林，《我们的友人》中合租的失业汉子们，《山峡中》狡猾的土匪们等等，艾芜不仅写出了这些社会边缘人走烂泥路，睡湿地方，“去血盆中抓饭吃”命运的摆布，要奋起反抗的精神，这种朦胧的奋击态度，是原栖身的社会环境对他们持续伤害的结果，是在现有环境中某种程度上返回原始剽悍与野蛮的体现。
《欧洲的风》中，赶马人在气愤中也敢教训起老板，《山中牧歌》里的秦老板一路也都受着老陈的讽刺与鄙视等等，艾芜写出来游民身上极具原生态的多面性格，可见艾芜对他笔下这群人物是深爱着的，他作品中的叙述人常带着沉重的笔，写《变》中老七与桂香的悲剧爱情，写单纯命苦的玛米（《玛米》）被吐司头人霸占“我”心中的怅然，写“我”同情《芭蕉谷》中一女嫁四夫的老板娘的艰苦与《夜景》中被迫买下戏票的老三一家的无奈，写“我”看出野猫子（《三峡中》）的单纯善良，《松岭上》老头子疯言酒语背后的友善与温存等等。对这群游民性格的全方位把握，内含着艾芜作为游民知识分子对游民阶层的自我体认、靠近与同情，内含着结束漂流之后在左翼革命文学影响下的艾芜对远方的怀念、幻想与再造。
所以艾芜的小说特色是“真实的流浪，加上流浪途中听来的传闻和自己想象的一种混合物”。但好在终归是由真实经历出发的写作，所以才在读后仍然令人动容，刘西渭就曾说：“读过《南行记》，我们爱那群野人，穷人，苦人。”
总之，艾芜使用过“爱吾”“艾芜”“刘明”“岳萌”“吴岩”等多个笔名，其中有的笔名是自己自愿的选择，有的是为了躲避政治的检查与干扰，但最后只有“艾芜”这个身份被延续使用，写进了现代文学史中，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艾芜对“游民知识分子”身份的取舍，在物质与生存尚可维持的情况下，艾芜便结束了“游民”的“刘明”身份，而回到带着更多游民侠义色彩和五四时期间接的外来文化影响的“艾芜”这一知识分子身份归属上。
（二）“左翼”身份的摇摆与体认
读艾芜的作品，绝不能只被其小说中外露的游民意识所迷惑，研究者们在关注到艾芜的“游民知识分子”身份之时，他作为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也是不容遮蔽的，这个身份甚至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艾芜首先是在“民间”被“革命”启蒙，而后主动去到边地民间，最后又被“革命”接回去的人。这就意味着他永远无法以冷静的姿态，站在文化高地，只用那基督关怀穷人般的眼光，对远方的故乡故土，去投出隐现着乡愁的虚浮的怜悯，他也无法像组织中心的某些作家，为了“启蒙”而去“民间”，为了“革命”而去“救亡”，然后在纸上造许多突变突进式的革命英雄。作为在“民间”被五四“启蒙”的一个，艾芜选择了漂泊之路，后终于在长期的精神无依之后被左联接纳，自然产生了抱紧组织的本能，所以因这“吃过五四运动的奶的，时时感到时代的精神在呼唤着我”的左翼身份，阶级的觉悟也必然一定程度体现在艾芜的创作中。艾芜说：“俄国文学中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曾深切的吸引着我。”他曾和同是四川籍的好友沙汀联名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寻求小说题材上的指导，而一向重视扶植文坛新人的鲁迅在回信中写道：“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年轻的艾芜在得到左联领袖人物鲁迅的鼓励后，坚定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所以受“五四”启蒙推动，最终滇缅成就了艾芜的南国之旅，而那边陲的游民、流民则成就了艾芜早期的“南行系列”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