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话语建构”受到了国内学术界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在几近透支地使用这一概念的同时，此议题并未得到有效回应。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主要围绕一些具体的内容而展开，源于一些前提性反思的缺失，很少也很难对中国话语建构的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从根本上说，该追问的指向不仅取决于对“中国话语”的阐明与筹划，还取决于对话语本身的理解。在中国话语建构的问题框架中，后者或许更为重要。因此，在赢得我们的议题之前，追问其前提并引申出进一步结论，不失为更加稳妥审慎的做法。如果中国话语的内在结构要避免被西方语言从源始扎根处改变的命运，那么，“关于话语本身的问题”，即语言，显然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基于此，语言将成为我们明确追问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