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之战中章邯是否消极避战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项羽在巨鹿大破章邯，从而扭转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局面。笔者考证诸多史料后发现，章邯所部在巨鹿之战中并未伤及元气，而是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策略，进而导致包围巨鹿的王离为项羽所破。巨鹿之战后，章邯仍有击败项羽的实力和能力，但由于政治上的误判以及出于对自身安危的忧虑，章邯最终在司马欣和董翳的劝说下脱离秦政府。

关键词：章邯  巨鹿之战  项羽  王离

巨鹿之战一向被视为秦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但围绕这一战役所产生的诸多疑问，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清晰。比如，此战中王离军和章邯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还是平行？项羽军如何以区区两万人先期渡河就“数绝章邯甬道”[①]，以至“王离军乏食”[②]。之后，项羽攻虏王离的时候，章邯20万大军为何不主动攻击农民军而是避战观望？

厘清王离军和章邯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观察章邯所部军事行动的重要支点。史学界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王离军从属于章邯军，司马迁、翦伯赞、朱绍侯等持此观点；另一种认为王离军和章邯军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司马光、张传玺等持此观点。笔者在诸位学术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章邯军和王离军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平行或上下级关系，而是战时的临时配合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相当松散，以至相互间不必因对方兵败而承担责任。

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笔者注意到，项羽帐斩宋义并率军奔赴巨鹿之际，秦政府上层的权斗正酣，结果是赵高彻底击败李斯，“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③]庙堂的血腥波及前线，章邯大受影响，自此消极避战，置王离、涉间军于不顾。

王离、涉间为项羽所败后，章邯一路南撤，但其实力仍在，经过数月观望，在无力改变赵高专权的情况下，章邯选择与项羽约盟于殷虚，此次会盟奠定了秦军主力的覆亡命运。

一，巨鹿之战前的章王二军关系

探讨巨鹿之战中章邯有无消极避战，首先要厘清章邯军和王离军之间的关系。这是章邯选择参战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end##

《史记》中，有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④]的记述，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此处的“令”字，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司马迁的观点，即王离从属于章邯。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章邯军之所以连战连胜，是由于王离军补充进入章邯军。[⑤]翦伯赞先生在其所著《秦汉史》中，更加直接写道：“章邯使其将王离围巨鹿，而自以大军殿其后。”[⑥]

与司马迁等看法相左的，较早是北宋时期史学家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只字未提章邯和王离二人的关系，相关表述仅为“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⑦] 。司马光此处显然是有意回避对章邯和王离关系的表述，一位兵围巨鹿，一位驻军棘原，但二人是什么关系，干脆省略了，笔者认为，省略其实就是一态度，此举从侧面显示出其观点和司马迁的不同。当代史学家张传玺先生考证后认为，章王二军是“平行的、互无隶属”[⑧]，章邯军所到最北之处为巨鹿以南的棘原，筑甬道而饷王离。王离围巨鹿是直接受命于秦中央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施丁先生则认为，章邯和王离“不一定是主从的隶属关系，但决不是‘平行’关系”。[⑨]

上述学术前辈在讨论章王二军关系时，均以巨鹿之战前的两军动向为参照，进而展开论述。而对战后的责任追究问题，鲜少有研究者提及。本文的着墨之处，即是以战后的责任追究，来倒推双方的战时关系。

依据秦法，军队战败，统军之将轻则免职，重则杀头。秦昭襄王时，“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⑩]秦穆公时期，孟明视在肴地战败被俘，晋人先放后追，孟明视与追赶的晋将有如下对话：“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11]孟明视之言，明确表述了败军之将归国的处境：一则“就戮”，二则“惠而免之”。

除对将领本人的追责之外，甚至举荐人都要受牵连。《尉缭子·重刑令》中记载：“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败），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12]有关牵连的记载，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也有体现。秦昭王时，范雎举荐的郑安平在攻打赵国时被围困，“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焒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13]如果不是秦昭王护着，范雎差点因郑安平而被“收三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军法依然被严格地执行着。就在秦二世三年三月（巨鹿之战后，章邯降楚前），二世派使者斩了与刘邦作战不力的杨熊。当时杨熊与刘邦战白马，又战曲遇东，被刘邦击败，“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14]斩杀杨熊的同时，二世仅仅“使人让章邯”[15]，责备的原因是“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16]对于损失巨大的巨鹿之战，并未追究章邯的责任。

上述史料之外，涉及巨鹿之战的《史记》文献，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张耳陈余列传》、《黥布列传》等，皆无章邯因王离军败而被追责的记载。另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王离在秦二世三年一月被虏，章邯在七月与项羽盟于殷虚。也就是说，巨鹿之战六个月后，章邯才与项氏约盟，若秦政府准备因巨鹿之战而追责章邯，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秦二世对杨熊、章邯二将的一“斩”一“让”，至少印证了一个事实：章邯虽然曾“令王离、涉间围巨鹿”[17]，但章邯对于王离军并没有持续而紧密的统属关系，否则，王离军败，章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秦二世能杀杨熊，一样能杀章邯。

随之而来的疑问出现了，章邯军与王离军既然隶属关系不甚明了，为何能对其下令呢？其实很好解释，根据《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三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王离刚刚在成武南败于刘邦，败军之将即使未被免职，挨处分是少不了的。既然王离兵败后赶来助战，章邯很可能在请示秦中央后传令王离军参与巨鹿之围。很显然，这种下令是临时性的，王离与章邯两军的关系应是一种战时配合关系。

依据史书，这种配合作战关系，应早已有之。在击败项梁的定陶战役前夕，“秦果悉起兵益章邯”[18]，笔者认为，此时王离的边防军已赶赴定陶参战。定陶之战后，这种配合关系随即解除，因此王离军并未跟随章邯击赵，仍然留在楚地。然而王离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章邯离楚后，王离在楚地为刘邦部将曹参屡次击败。《史记·曹相国世家》有相关记载：（曹参）“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19]

二，巨鹿之战章邯确实存在避战行为

既然章邯与王离两军并无明确的隶属关系，在王离军已围巨鹿的情况下，章邯所要做的，只能是配合并支援王离军的作战行动，“筑甬道而输之粟。”[20]

此时的章邯，开始有意地避战自保。对比史料我们不难发现，章邯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以攻破邯郸为界点，前后相差极大。

攻破邯郸前，章邯军善打硬仗、恶仗。这位秦政府的少府第一次作战，面对的即是强大的周文，（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21]仓惶促间，章邯率领由从未上过战场的“郦山徒、人奴产子”[22]等临时拼凑的军队，大败周文，并一路追击，直打得周文自杀才罢手。

此后，章邯击杀田臧于敖仓，破李归于荥阳，派别将破邓说于郯，自己率军击破伍徐于许地，再至陈地击杀陈涉柱国房君，又打败陈西张贺军并击杀张贺，破项梁于定陶，灭魏咎于临济，破赵之邯郸并徙其民。

上述战役中，章邯显示出相当高超的谋略。比如，在破项梁时，秦军“夜衔枚击项梁”[23]。裴骃《史记集解》中，郑玄解释说：“衔枚，止言语嚣讙也。枚状如箸，横衔之，繣结于项者。”[24]

然而攻破邯郸后，自秦二世三年十月至七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十月至七月共长达10个月时间），章邯军再无战绩。并且，司马迁在不同地方对巨鹿之战的记述也不相同，笔者简列如下：

《秦始皇本纪》：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即巨鹿，笔者注），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25]

《项羽本纪》：（项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26]

《张耳陈余列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27]

《黥布列传》：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28]

上述四则史料中，明确记载章邯与项羽在巨鹿作战的，仅有《张耳陈余列传》，直指项羽先破章邯后攻王离。而在《项羽本纪》中，项羽是渡河后就包围了王离，至于章邯军，则“相持未战，秦军数却。”[29]此处是先战王离，再逼退章邯，与《张耳陈余列传》所记明显不一致。

除上述两处明显不同外，《秦始皇本纪》、《黥布列传》均未明确记载章邯军与项羽军在巨鹿附近作战。《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为“夏，章邯等战数却。”[30]此时巨鹿之战早已结束。《黥布列传》则是含糊的“破秦军”[31]。

综合上述史料，笔者认为，章邯军在巨鹿之战的表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项羽军击退，从而远离了巨鹿战场；另一种可能是，在项羽围击王离军的时候，章邯按兵不动，并未介入巨鹿战事。

不论上述两种可能哪一种为真，均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章邯军在巨鹿之战中从未主动出击农民军，存在明显的避战行为。在项羽军未到之前，手握20万重兵的章邯，驻军棘原后一直未对巨鹿之北的陈余军及各路救赵大军进行攻击，这种奇怪的静坐至少持续了一个月（秦二世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等到项羽杀宋义并派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时，章邯仍未出兵进行截击。20万大军在两万楚兵面前毫无作为，连短短的一段军用甬道都保护不了，以至楚军“数绝章邯甬道”，这也太不合常理了。什么是“甬道”，裴骃《史记集解》中，应劭注曰：“恐敌抄辎重，故筑墙垣如街巷也。”[32]可以这样认为，断绝秦军甬道，和攻城差不多，因为甬道是有墙垣来保护的。

派两万楚军数绝章邯的“甬道”，只是项羽的试探性进攻，而章邯的消极避战态度在这种试探性进攻下展露无余。之后，项羽抓住战机，破釜沉舟全军渡河。此时，王离军正全力围攻巨鹿，有能力阻击项羽的章邯，仍然按兵不动，坐失战机。

章邯的避战态度，甚至可以从对地理环境的分析上轻易看出。关于巨鹿，《吕氏春秋》将其列为“九薮”之一，高诱认为此地是“广阿泽”[33]，清顾祖禹认为巨鹿北面是一大片湖泽，“即唐、虞时大麓地，东西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苇鱼蟹之利，充牣其中。”[34]。《汉书·地理志》中，对巨鹿之“鹿”进行如下注解：“应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瓒曰：‘山足曰鹿。’师古曰：‘应说是。’”[35]。综上可知，巨鹿是一个有大山和湖泽环绕的地方，地势险要，这也难怪王离攻其数月而不克。但这一不利于大军机动的地理环境，对以逸待劳并且观战已久的章邯军是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从容截击项羽的先头部队，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没能阻击住两万楚兵，反而被对方断绝甬道。

可以说，正是章邯的消极避战，才导致了王离军的覆灭。而章邯为了掩饰，在退却的同时“上书请益助”[36]。

三，章邯坐视王离军覆灭之原因分析

破邯郸后章邯为何不再主动攻击农民军，并坐视王离军的覆灭。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秦朝中央政权上层权斗的影响。章邯在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秦中央政府的权斗趋向白热化：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因进谏而被“案责他罪”[37]，冯去疾、冯劫以“将相不辱”[38]为由自杀，李斯被囚。

秦二世三年，项羽“将楚卒往救巨鹿”时，秦中央政府人事发生重大变动，“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39]查看《秦楚之际月表》可知，章邯破邯郸正是在秦二世三年十月，与赵高任丞相杀李斯在时间上有着惊人的巧合，此后，章邯军再未主动出击过。至于李斯与章邯有何关系，因无确切史料已无法加以考证，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李斯被杀对章邯的影响相当大，以至其坐视王离军的覆灭而不伸以援手。而赵高任丞相后，其与章邯之间相互猜忌重重，史料有明确记载：

《秦始皇本纪》：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40]

《项羽本纪》：（司马欣）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41]

《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42]

章邯为统军大将，其使者司马欣赴咸阳“请事”，赵高连见都不见，可知两人关系之紧张。章邯与项羽约盟，别事不提，单单向项羽哭诉赵高，更可知章邯对赵高之恨。其它，如陈余在劝说章邯约盟时，书信中也提及“彼赵高素谀日久”[43]，若非章邯与赵高关系紧张，陈余断不至以此劝说。笔者以为，庙堂的血腥是章邯失去了作战动力的重要因素，李斯为相时，章李二人至少彼此信任，前方和后方相互能够较好地配合，章邯可以作战无忧。李斯被杀，章邯肯定深受震动，其对秦政府的忠诚度由此严重动摇，加上章邯与赵高相对紧张的个人关系，章邯虽手握重兵却已无心作战，这一点被项羽所看透并加以利用。

其二，部将司马欣、董翳的劝降。《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章邯驻军棘原与漳南的项羽军相持时，未战数却。让秦二世大为光火，“使人让章邯”。于是章邯派司马欣赴咸阳请事，请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秦中央政府说明情况，但这个司马欣不仅未能向秦政府解释清楚，反而带回对章邯更加不利的信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巨鹿大战在即，部将却从中央政府带回这样一个大失士气的信息，既然打赢打不赢都是一个结果，不如选择第三条道路：避战自保以观风向。

章邯部将司马欣、董翳何时降楚，现今已无法考证。但二人推动章邯避战自保并进而与项羽约盟，此一“价值”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项羽分封诸侯时，“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所以“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44]司马欣“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45]，所以立为塞王。项羽所封诸王，多是由战功或考虑平衡因素。司马欣和董翳，独以劝降之力而封王，可见其“价值”之高。不过二人劝降有招却作战无能，封王不久，即败于刘邦并降汉，旋即又逃至楚地投奔项羽，后在刘邦攻下成皋时，二人“自刭汜水上”[46]，算是为楚而死。以二人的经历，笔者认为，早在巨鹿之战前，其二人已暗中降楚，并持续对章邯军的行动施加影响。相关佐证为：章邯与项羽约盟后，项羽派司马欣率领章邯军。若司马欣是临时起意降楚，项羽不至于如此信任他。笔者认为，暗中指使司马欣、董翳劝止章邯军施救王离，应是项羽及范增发动巨鹿之战的重要一环。

其三，陈余致信的影响。章邯所部秦军与秦中央政府疑忌重重的时候，此时陈余趁机发出一封“遗章邯书”[47]，内容如下：

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却，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鈇质，妻子为僇乎？

将上述“遗章邯书”内容与《张耳陈余列传》相关记述对照后，笔者认为，陈余“遗章邯书”的时间应在巨鹿之战前或战役过程中，而不应在巨鹿之战后。因为巨鹿之围解除后，张耳与陈余相见，两人随即发生激烈争执，怒气冲冲的陈余“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48]张耳起初不接受，后来在手下劝说下“乃佩其印”[49]。争执的结果是“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50]。以此推测，陈余在巨鹿之围解除后，已脱离诸侯军，从而不可能再劝说章邯“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51]。笔者认为，陈余的书信中提及的“分王其地，南面称孤”[52]诱惑了狐疑不定的章邯，当其时，巨鹿大战在即，陈余书信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章邯军的行动。甚至，章邯或许在巨鹿之战时已“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53]。

其四，章邯本人的政治取舍。从军事经历看，章邯是一位优秀的将领。然而，其在政治上的成熟度显然相当之低。前面提到，赵高“竟案李斯杀之”极大地震动了章邯，使其失去了作战动力。再加上陈余致信历数白起、蒙恬等前车之鉴，更以赵高“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54]进行恐吓。身边又有司马欣等的“熏陶”。上述种种因素，慢慢动摇了章邯为秦中央政府效力的信心，促成了其在政治上的投机和误判。当然，与农民军作战多年并屡有战功的章邯不可能骤然转变，他需要时间观察一下自己退出战场后农民军的表现，所以在巨鹿之战中最终选择了置王离军于不顾的避战自保策略。

四，章邯避战对秦帝国及个人命运的影响

章邯消极避战对秦帝国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使摇摇欲坠的秦帝国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支柱，其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即是王离边防军的覆灭。

之后，章邯在项羽进逼下连连退却，随之产生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在此期间，刘邦袭陈留、攻开封，破颍阳，略韩地，多有得手。

而直至秦二世三年七月，坐拥20万大军的章邯仍有左右中国历史命运的能力和机会，对比后世的曹操、李渊，章邯的约盟选择充分证明了其政治上的短视。史料显示，章邯投降项羽的同一个月，南阳郡守吕齮归降刘邦。秦在关外一南一北连受重挫，自此，王朝的灭亡已只是早晚的问题。

就章邯个人而言，其在巨鹿之战中选择避战自保，已在事实上迈出脱离秦政府的脚步。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号召力，章邯在各方的挤压下只得一步步靠向农民军，并最终与项羽约盟。交出兵权即宣告章邯已退出历史角逐的中心舞台，虽然项羽占领咸阳后，依约封其为“雍王”，但仅领有关中秦地三分之一，在楚汉争雄的大背景下，失去秦人支持的章邯最终落个废丘自杀的下场。

注释：

①·②·27·48·49·50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9页、第2579页、第2579页、第2580页、第2580页、第2580页。

③·25·30·36·37·38·39·40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页、第273页、第273页、第273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3页、第273页。

④·15·16·17·18·20·26·29·41·42·43·44·45·46·47·51·52·53·54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4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7—308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9—310页、第308页、第316页、第316页、第330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8页。

⑤朱绍侯：《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第10—11页。

⑥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5页。

⑧张传玺：《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史学月刊》1958年第6期，第33—34页。

⑨施丁：《谈谈“章邯军”与“王离军”》，《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第145—147页。

⑩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0页。

12刘春生：《尉缭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13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7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17页。

14·23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8页、第355页。

19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3页。

21·22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54页、第1954页。

24·32裴因：《史记集解》，引自《史记》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5页；引自《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页。

28·31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8页、第2598页。

33吕不韦撰，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5页。

3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0页。

35班固：《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