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样的号召，是对1840年以来的历史的回应，是对一代代中国人关于新中国理想的确认。尤其是关于新文化部分的论述，建设新文化的号召，对拥有新思想的中国人的向往，大概是屈辱百年、被冠以“落后”的中国人对自身、对文化、对国家的一种未来想象。当时受到感召的知识分子，自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建设中去。
社会主义改造需要确立一套社会制度, 一套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态。而“人的改造”是革命实践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人的改造”也是革命文学的重要话语之一。孙犁《铁木前传》和赵树理《锻炼锻炼》呈现了关于“人的改造”问题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而这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证明了其中的多种话语互动。
《铁木前传》的开篇是如此的诗意：“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以往黎木匠和傅铁匠合作劳动、十几年肝胆相照，互称“亲家”，到后面互生嫌隙乃至绝交，这诗意似乎是在追忆某种消逝的乡村生活方式及和谐美好的人伦关系。
那么互相称好的木匠和铁匠如何毁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土改中，黎木匠分到了土地，不断经营后生活突然提高了许多。木匠把灰驴换了红马，低价新买了寡妇的宅院，又张罗着给自家打一辆大车。木匠这一系列运作实现的是千百年来农民的理想——买田置宅，发家致富。木匠希望再和老朋友一起合作打造那辆自家的大车。可惜，在这次铁木合作中，黎老东象个监工，傅铁匠意识到以前和黎老东共同厌恶、共同嘲笑过的那种“主人”态度，现在由他的老朋友不加掩饰地施展起来，而对象就是自己。
“主人”一词说明了木匠和铁匠关系的破裂，关键不是经济地位的变动，而是阶级意识进入，木匠的“主人姿态”让铁匠认为彼此不再平等，的确木匠的一系列行为伤了情份。《铁木前传》里的农民比较自然地接受了这些理论。但是这种接受可能某种程度上只是当能利己时的接受。声称完全拥护党的号召的黎木匠却不愿意参与打一眼井儿，为村人服务。黎木匠对合作化的不信任态度，以及木匠最忠爱的儿子六儿不那么“进步”，不喜务农，只喜游玩，而作为“进步”青年团员的儿子四儿却没获得木匠多少喜爱，都隐含了作者对木匠农民本色的行为的理解，批判却是温和的批判。小说里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塑造的女性小满儿，人美也爱美，是青年团员想要争取的人物，也是干部下乡时想要了解、改造的人物，可是小满儿仍是十分个性，就连不幸的包办婚姻也没有借助干部的力量去解决，反而在破庙上演了说鬼故事吓唬干部的戏码。通过描写这些并未融入集体的个人，读者能看到改造人的困难，不易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