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与生活
曾纪泽颇通音乐，对音乐的兴趣也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他生活当中的惯常行为。从他日记中就可窥见一斑：
初五日 晴，辰正起，静坐良久。饭后，出城至琉璃厂、火神庙游观极久。未正，至蒋少穆宅，谈极久，复问至火神庙一游，酉初归。饭后，至德子固处久谈，与敬舆、栗第奏乐，观子固处映画像，复奏乐良久，亥正二刻归。归后，巳子初三刻矣。丑初睡。
再有：
廿五日 阴。辰初起，静坐良久。饭后，兴瑞玉器店送货物来，观看良久。批字典。写一函答梅辉立。饭后，与木匠刘天成估商工程。罗由堂来，久谈、周椿圃来受业，与谈音学良久。偕由堂至新宅一观至梅辉立处，谈极久。归，与两地一谈。夜饭后，至德子固处一谈。招两弟、敬舆、继玉奏中国乐甚久，听为外国乐。亥正归，与诸弟一谈。丑初睡。
二月朔 晴。卯正三刻起，剃头。饭后，清捡早岁所照诸相……与静弟围棋一局。夜饭后，与敬舆奏乐。观两弟围棋。盛薄荷油与栗弟。查考英语。子初睡。
以上三例均出于光绪四年，彼时曾纪泽还未启程前往西方[ 曾纪泽于九月初四（农历）启程出使海外]，居家中时他就经常奏中国乐，听西方乐，其程度虽不可与专习者相论比，但不得不说曾氏乃“腹有诗书气自华”者。且所知，此三则日记记录的时间相差较短。可见，曾氏喜爱音乐，实然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逢年过节，家中热闹时才会有的景象。
曾氏喜乐，诚然已经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每日必做的事情之一[ 从日记中可知，曾氏每日以书、棋、乐为伴，间或学习英文。]。日记中所记载的关于奏乐、作乐、听乐、习乐以及教乐的内容就达480处之多。可知，曾氏通乐律，偶尔闲暇时“画乐律表，翻阅乐律类书……批德微理亚乐论之函[ “（光绪十年十月——笔者注）廿一日 晴阴半，夜雾。巳正起，茶食后，清捡映画镜画片，清捡照相极久。清臣来，一谈。饭后，清捡照相。加写呈九叔父禀二纸。画乐律表，翻阅乐律类书。入上房一坐。茶食后，画乐律表。饭后，至智卿室一谈。批德微理亚论乐之函……子正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780页]”；作乐章，常“写乐章教女儿[ “（光绪七年八月——笔者注）十六日 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至松生室一谈。写零字甚久……写乐章教女儿。夜饭后，复教良久。至上房一坐。子正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476页]”；善鼓琴，知各种乐器[ 根据日记所述，曾氏可吹奏笛箫，弹奏琵琶、阮、洋琴等乐器，对西洋钢弦琴也略知一二。]，还“演洋琴以教两女儿[ “（光绪八年六月——笔者注）廿日 晴。辰正起，茶食后，整洋琴。抚视钖儿……演洋琴以教两女儿。夜饭后，至智卿室一坐。听次女奏洋琴。子正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566页]”；习西乐，曾“购得英人所制钢弦瑟[ “（光绪九年二月——笔者注）初六日 晴阴半。巳初二刻起，茶食后。剃头，写一函答松生……夜饭后，购得英人所制钢弦瑟，试演甚久。子正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612页]”，“抄录法国乐章[ “（光绪七年十二月——笔者注）廿九日 晴。上午微雨。巳初起，茶食后，剃头……与康侯围棋一局。钞录法国乐章一篇。夜饭后，听女儿奏乐，观女儿室垫地毯，子正乃毕。丑初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512页]”“演西洋乐谱[ “（光绪六年元月——笔者注）初七日 阴，上午雨。辰正二刻起，茶食后，诵英文，至客厅翻阅粤中所购书良久……夜饭后，演西洋乐谱良久。至相湘浦室谈极久。亥正，偕兰亭、凯生、春卿赴巴黎府尹茶会，子正归。丑初睡。”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312页]”；其女广璇、广珣也常奏乐以娱众宾客。甚至在去往海外的路途中，在条件十分艰苦的船上，曾氏仍“与仲妹、女儿奏乐良久”[ 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144页]，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曾纪泽到了西方国家后，还是坚持着奏乐或听乐的习惯，成为19世纪海外华乐传播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纪泽于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八月二十八日觐见东西太后，跪聆圣训，询问良久，皆与出国事宜相关[ “二十八日，雨竟日。子正起。整理衣饰，啜粥少许……进至垫前跪聆圣训。西太后问：你打算那日起身？东太后亦同问。对：臣因公私诸事，须在上海料理齐备，势须早些出都，现拟于九月初四日即启程……良久、旨：你就跪安罢……”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110-117页]；九月初四启程离开京城[ “（九月）初四 晴。辰初二刻起，剃头。写一函致萧屺山……午初，挈眷启程。未正，至双桥一坐。申初二刻，复行。酉初，抵通州……”钟叔河主编《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第131页]，辗转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巴黎，自此开启了八年之久的海外供职生涯。
业内对曾纪泽音乐才能最早有所关注的是廖辅叔先生，著有《与音乐有缘的清朝外交官——曾纪泽》一文，文章篇幅不长，但资料信息翔实，是了解曾氏音乐贡献的最早范本。其后，宫宏宇先生在其所著的《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曾纪泽<华乐歌><普天乐>考辩》一文中，将这部“中国最早的国歌”于海外文献中对曾氏所作“国调”进行详细考证，为笔者结合曾氏日记进行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虽然曾氏于音乐方面才华卓著，但笔者仍需强调的是，因曾纪泽出使海外，乃为清朝朝廷所派遣，于国家而言属官方政治任务，充当的是外交官的职责，因此曾氏于海外传播中国音乐的种种行为与事例，均不是刻意为之，亦不能与音乐家的推广普及论比，皆以娱乐消遣的成分居多。笔者只是稍作归纳总结，以个案的形式展现19世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于中国音乐的传播上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二）海外生活中的音乐传播
笔者结合廖辅叔先生一文，得知曾纪泽在海外供职八年的时间里，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参加过两次博览会，博览会中关于中国展区的介绍和有关内容笔者会在之后进行详细论述。此处着眼的是曾纪泽海外生涯中非正式场合下的音乐传播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