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批判”演讲的前五年，福柯曾连续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第一卷）》（1976），二者的共通之处是对古典时代中——福柯语境下的17、18世纪西方社会——管理生命权力的考察。一方面体现为作用于肉体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即人体的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另一方面体现为一连串调控人口的生命政治（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包括死亡、健康、寿命、居住条件、移民等问题。这两种方式也作为“生命权力”（bio-power）机制的两极，最终在19世纪的性经验（sexuality）中得以完成，成为福柯考察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
结合福柯1973年在法兰西学院“惩罚的社会”课程概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权力理论的阐释，并对应于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观点。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可概括为：权力不是用来被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权力并不局限于国家机器中，他反对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即国家和统治者的出现终止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相反，权力没有消除内战，而是带来内战，并在内战中重新构造政治权力，内战如同一个矩阵，权力在其中相互较量。同时，权力也不被理解成一种意识形态，不从属一个生产模式，而是一种“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权力构成了对人的规范化要求、习惯的养成和纪律的约束，最终作用于人的身体（body），从监狱扩散至修道院、军队、工厂、学校等的整个现代社会，而对权力的反抗也成为权力的“共谋”，层层渗透，无处不在。
除了作用于身体的规训权力，古典时代还存在着针对人口调控的生命政治，这也是上文提及的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只有把身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中，并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而导致的治理术，便是针对人口的政治经济学，并产生了特有的治理机器，以及相应的权力-知识。福柯坦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这种逐渐“治理化”的国家，不再以地域和领土性来界定，而是以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加以界定，并依赖和利用经济知识。同样，在这种国家形态下，法律不再发挥从前的司法作用，死亡不再是对生命的最高威胁。相反，法律越来越起到一种规范化的作用，进而被整合到一系列连续的、调整的和矫正的机制中，例如医疗、行政等等。
这样一种规训权力和治理术似乎令人窒息，而福柯对社会分析的权力理论也招致了不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批评道：“福柯将独特的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普遍化，把它们解释成一种权力意志本身，并推定一切话语都隐藏着一种权力特征，都源于权力实践。”因此，“这些真理技术并未打开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用一种越来越密集的自我关系网络预先创造了内在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福柯的权力理论并未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而只是把权力对真理的依附转变为真理对权力的依附，权力变成了无主体的权力，个体隐没于规训的社会中，这也明显不符合哈氏的社会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对福柯权力理论的指责是有道理的，福柯也成为他在书中的一个靶子，从而引出自己的社会交往理论：哈氏通过放弃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范式，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将主体看作是在语言的互动中形成的，主体变成了语言的主体、主体间性中的主体，由此达成相互间的可理解性。然而，哈贝马斯并未提及福柯1984年出版的《性经验史》第二卷，也未过多彰显福柯对主体自我构造的伦理学转向，更是将福柯的谱系学权力理论阐释为绝对主义的教义，认为福柯用无意义的结构分析替代对意义语境的解释学阐释，用权力关系的功能代替真理的有效性宣称，用价值中立的历史解释代替价值判断。简言之，以客观性替代相对性，科学性取代伪科学——人文科学，客观的自然主义取代人为的规范，进而在这个意义上，斥责福柯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主观化倾向。参见实际上，哈贝马斯看到了福柯1980年在伯克利演讲中的反思，并引述了福柯对《规训与惩罚》的自我批判：“要想分析西方社会中的主体谱系学，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统治的技术和自我统治的技术。也就是说，必须要考虑到两种技术类型的相互作用。个体统治他人的技术依赖于个体统治自身的过程。”由此可见，福柯已经意识到自我统治的技术，即主体的自我塑造，这一点在《性经验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实际上，在福柯的批判哲学中，即1978年“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我们便可察觉到主体反抗的端倪，并延续至1984年对启蒙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