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以来双循环互动的典型事实进行总结，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联动发展到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协调非均衡发展的演变。双循环的发展历程为下一步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指导和有益借鉴。
对改革开放40年进行总结和回顾，学者们倾向于把过去的开放型经济界定为“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出口驱动与以FDI扩大为动力的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实施的是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价值链依附型嵌入模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实现优势互补。具体地，中国以“出口导向”和“以进养出”的方式发挥廉价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通过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和加工贸易，本土企业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并注重从国际代工向自主设计和自主品牌生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快速缩小并迅速确立了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国的国际地位。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达到了以外为主、以外促内、内外联动的战略效果，国际循环提高了国内循环的体量、质量和效率。
但是这种偏重外循环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作用不应被高估，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弊端不断显现。由于信息革命引发了几乎所有产业生产方式转向模块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在缺乏高端生产要素的改革开放初期，本土企业被动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发包，并长期从事具有惯例性、低创新率、低工资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等低质量生产活动，而发达国家则牢牢占据具有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研发、设计等核心生产环节。这使得本土企业无论是沿着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还是沿着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都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 “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 “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遭遇多重挤压，过去单一的东向开放发展模式导致贫困式增长，出现依附型经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内需启动长期推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已不再表现为相互促进，甚至一度呈现出互斥和相互挤压的态势：
（一）出口部门与内地和内需产业争抢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和劳动力，加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战略通过虹吸内地劳动力和资源，从而扩大引进外资和出口创汇。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出口创汇由中央银行兑换成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并成为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当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总量一定时，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和出口创汇越多，内地和内需产业所获得的发展资源和资金就越少，其发展就越缓慢。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贸易顺差驱动天量“外汇”入境，2003—2013年，外汇占款占到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的95%，成为货币投放的核心渠道。使得沿海地区对内地和内需产业发展形成挤压态势，导致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缓慢，区域发展差距长期较难弥补。
（二）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以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部门发展缓慢。在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主导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所涉及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严重依赖国际进口。一方面，发达国家为维持其科技绝对垄断地位，在核心科技领域，对华采取严格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因在产品生产成本、性能、品质可靠性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国内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下，自主创新的市场基础匮乏，加之创新体系缺失，技术赶超困难重重，以致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呈现出“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由于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涉及到创新、研发、设计等专门化的知识生产部门和服务活动，这又会带动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而由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使得作为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约发达国家的20%～3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不足1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略超50%，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威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约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的瓶颈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