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往往与大战略（Grand Strategy）密不可分，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克制即表现为一国的“战略克制”选择。大战略至少主要包含确定目标与寻找威胁两方面内容，国家对于其对外政策目标的确定需要基于对自身实力的合理评估，取得国家承诺与实力的平衡，即讲究目标与手段相匹配。任何一个合理的大战略都需要根据其可行的手段来明确目的，并充分调动可用的手段来为目标服务。如果认为一国实力的变化往往相对稳定，难以与自身对外抱负的增长保持匹配，则一国的“战略克制”更多体现在对目标的选择上。
对于“战略克制”的定义，大多数学者强调对军事、武力领域的克制。本文认为，“战略克制”即一国基于对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量，合理制定目标，谨慎运用权力资源，借以获得正向回馈的一种战略选择。这种“战略克制”强调通过结合自身实力与国家利益灵活地对对外政策进行收缩与扩张，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战略克制”以实力作为决策基础。“战略克制”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衡量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同时也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大国所拥有的战略选择之一。在多数情况下，实力不够强大的国家所做出的“战略克制”是其被动地位所导致的必然选择，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妥协”甚至“屈服”.
其二，“战略克制”以利益作为界定范围。“战略克制”以本国核心利益为下限，并需兼顾他国核心利益。一方面，一国不能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事务上选择克制,这种“无底线”的克制可能会使得对方在本国核心问题领域步步进犯。另一方面，国家在选择“战略克制”时应将他国核心利益纳入决策的考察项目中，此时国家应衡量其做出选择的付出与回报，谨慎抉择。
正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说，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道德在于谨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强调制度对于国家的约束作用。因此，克制是国家实现长远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其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一方面，不加以克制地使用权力往往会导致国家衰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其体系变革理论中提到，一国进一步改变体系及继续扩张的成本与收益持平后，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增长要快于维持现状所得到的经济能力的增长，此时达到国家扩张的极限。若一扩张强国在此情况下忽略了克制，未及时调整自身目标并减少成本投入，则会导致该国陷入不断衰落的局面。因此，只有不断关注成本与收益之比，灵活进行战略收缩与扩张，克制地使用国家权力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克制能够使得一国对他国的威慑（Deterrence）更具信服力。威慑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使受威胁一方因高昂的实施成本而放弃侵略，是从心理上去遏制敌人。威慑理论强调威慑成功需要两个条件，即明确发出威慑信号、被威慑国相信威慑国具有实现惩罚性措施的能力与决心，后者涉及威慑的可信性问题。若威慑国从未明确地对权力行使进行克制，则无法使得被威慑国相信威慑国对于合作所做出的回报承诺，威慑的可信度下降。因此在威慑过程中，决心的展示与克制的选择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