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重：提升政府形象以及公信力
政府形象作为一种“软资源”，是政府有效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民、服务着人民。在政府信息传播过程中，如果公众无法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参与进来，政府形象就只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制约，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方便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双向沟通平台，公众一直是一个模糊的集群，只能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政府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和片面性导致了政府公关的硬伤，大大制约了政府形象的改善和提高。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信息传播与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出现，是对政府形象塑造话语体系的变革，必然会给政府形象的构建提升带来一定的机遇。县级融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相当于构建起了信息时代的县域范围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其全面的覆盖性、沟通的便捷性、反馈的及时性，在疫情期间为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协助其提高运行效率、治理效能，对于基层政务服务的到达率、有效性产生了有力助推。另外，政府本身利用县级融媒体向公众提供政务服务，就是踏出了新时代下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力的一步。疫情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协同政府，积极提供多元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湖北孝感融媒体中心通过“云上孝感”app中的“直通县市区”专栏，一方面聚焦所辖县市区在疫情期间的各类民生问题，一方面汇集复工复产信息，为疫情期间社会有序运行作出了贡献，使服务型政府形象深入人心。
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在面对与公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决定和部署时，通过县级融媒体面向受众进行信息公开，不但可以体现政府的真诚、尊重、责任，还可以引导公众接受政府亲和、积极的、公开透明的正面形象。
2.第二重：推进政策解读以及政策引导
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性的分配。要想付诸实践，不仅仅要有决策者的制定分配，最关键的还在于公众对之予以解读并落实。但在我国县域范围内，政策实施常有一定阻力，一方面正如罗伯特·西蒙所言，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决策者不可能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不可能整合出全社会一致的价值偏好，不可能设计出解决问题的全部方案，不可能对每个方案都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估和比较。因此，也就不可能设计出完美的方案，而仅仅设计出“令人满意的方案”。另一方面各个解读主体的政策解读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县域范围内，有些目标群体（农民）的解读能力偏弱，仅靠他们自身能力很难领悟政策的本意所在，可能会做出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政策解读，从而阻碍后期政策的具体实施。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县域群众在最初并不知晓病毒之可怕，对国家关门闭户的号召政策充耳不闻，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疫情蔓延。
运用加法，通过“新闻＋政务＋服务”的三驾马车格局整合，县级融媒体中心若成为县委政府唯一的信息服务平台，不但整合了县域各级传播主体，还提升了政策解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县级融媒体中心把地理社区与网络社区结合在一起，通过精准化的信息服务搭建县域的强关系平台，有效勾连、强势聚合本地用户，降低了因政策解读空间过大而导致主体发生解读偏差的可能性。疫情期间，湖北“长江云”融媒体平台联合全省各级主流媒体，在其云上系列App上开辟“湖北权威发布”专栏，解读重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