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后真相”一词通常是贬义的，最早出现在美国剧作家斯蒂夫·特西奇199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一个谎言的政府》文章中，它被用来形容一种极不正常的舆论境况，即舆论传播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由此可见，“后真相”一词多用于指称那种把个人的情感和信念看作是比科学的客观事实更具有说服力的一种怪象。近年来，“后真相”一词再次复兴是与特朗普和英国脱欧中所出现的反复性谎言与虚假性承诺有关，主要是指更能影响公共舆论的不再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富有煽动性的情绪与主观意愿。
基于此，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后真相时代”所凸显的几个特征：第一，是否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比事实的真相更具有说服力；第二，相较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个人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的主观愿望更为重要；第三，带有鲜明的虚假性与煽动性；第四，公众易沉溺于公众人物的谎言与光环之中而丧失辨别能力；第五，各种谣言与不负责任的言论遍布政治与公众生活的领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真相到“后真相”，就是一个从追寻客观事实到强调个人信念的转变。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后真相时代下所面临的危机
1.能动的反映论被歪曲地发展
后真相时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了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在这一时代条件下的认识不再具有鲜明的反映论的特征，能动的反映论被歪曲地、片面地发展了。具体说来，在后真相时代下，认识不完全取决于对客观事物近乎真实的反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虚幻性的特征。这种虚幻性的特征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对认识主体主观意识的过分强调，似乎造成一种思维决定存在，意识改变生活的假象。与此同时，在后真相时代下，非理性因素反客为主成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因素，理性因素的作用被极大的弱化，知识、理性思维能力等被无限地贬低。这一点从近年来的美国大选中就可以看出，公众容易在候选人极具煽动力的演讲中被感化，从而失去了其原本的理智与立场，丧失了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盲目跟风以便寻求某种情感上的一致与满足。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这种能动的反映论思想在后真相时代遭到极大的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被不恰当地利用，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