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志怪小说之成因概括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6]诞生于这一时代的女妖，其身上自然有着时代的烙印。
（一）女妖变化之渊源——神话之源，道教之流
神话是志怪小说的源头，蕴含着丰富的变化，在神话中可以找到魏晋女妖的雏形。《山海经·北山经》中炎帝的女儿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女娃化为精卫后，一只小小的鸟儿便有了“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神奇力量；《山海经·中山经》中炎帝的另外一个女儿瑶姬死后“化为舔草”，这种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食之后具有“媚于人”的神奇作用。女娃和瑶姬的变化及变身之后的奇妙神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魏晋女妖的创作。神话中的女娃和瑶姬由人化为物，志怪小说中的女妖由物化为人，她们都具有变化性；神话中的女娃和瑶姬化为物之后均拥有神力，魏晋女妖由物化人都具有妖性。瑶姬化为“舔草”后，服食之人便拥有媚惑别人的神奇功效，而魏晋女妖最大的特性便是惑人，这一点可谓一脉相承。
“妖怪”一词虽源于中国，但“妖怪学”作为一门学科却产生于日本，其妖怪理论对中国的妖怪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日本妖怪学家柳田国男认为妖怪的产生是神明信仰的衰退，而中国的妖怪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则是对神仙的模仿。以西王母为代表的道教女神就为女妖的变化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西王母这一文学形象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里的西王母是人与虎、豹结合的，是半人半兽的骇人模样。《汉武故事》中的西王母脱离了半人半兽的形象，变身为一位华贵的仙人“乘紫车，玉女夹驭，载七胜，履玄琼凤文之舄”。这是西王母形象的第一变，由豹尾虎齿的恶神变为头戴七胜，脚着玄琼凤文之舄，着不死之药的道教女仙。在道教意味更为浓厚的《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经成为了道教的上神：“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锦袷，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这是西王母形象的第二变，一改《汉武故事》中的粗略描写，而是对西王母的年龄“年卅许”，外貌“容颜绝世”，衣着“著黄锦袷”作了细致的描绘，最后发出“实为真灵人也”的感叹。道教徒们把神话中豹尾虎齿的西王母纳入了自己的神仙体系，将其变为掌管不死之药，容颜绝世的天仙。究其原因，道教讲求修道成仙，道教徒塑造一系列的神仙形象也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向往之情，既然神仙是用来崇拜的，那她当然具有一切人类美好的品质，包括外貌。道教徒在塑造西王母这一道教神仙的同时也为女妖形象的变化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