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儒家”？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看似已不是一个问题，稍微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常识性认知的人，可能都不会在理解这个词上产生什么疑义，该词应属于既可意会也可言传的一个重要概念。自古以来，人们对“儒”之来源的解释莫衷一是，但对孔子以后之“儒”的理解却是大同小异的，多数时候，“儒”即指“儒家”。干春松先生在《儒学小史》中梳理了“秦汉时期对于儒家的概括”和“近代学人对儒家的分析”，大大便利了我们对前人观点的分析研究。这里无需再赘述前人观点，有些可直接取而用之，因为早已为人广泛接受。西汉时期，在“儒家”“儒者”“儒学”的理解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有三种，分别来自《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内容分别为：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淮南子》把“儒学”说成“儒者之学”，解释了“儒学”之诞生，实际上明确了孔子作为儒学鼻祖、儒者鼻祖、儒家鼻祖之地位；《史记》之说，乃司马迁转引其父司马谈对六家的评价，“司马谈的基本立场是道家式的，并且吸收了墨家对儒家烦琐之礼的批判”；而班固所著之《汉书》则采纳刘歆《七略》的观点，明确褒扬了“儒家者流”。对比《史记》和《汉书》关于“儒家”和“儒者”的论说，从中“可以看到稀罕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渐由汉初的黄老道学转向中期之后的崇尚儒学。”再对比上面三则史料可见，《淮南子》的评述是平和客观的，司马谈的评价是略带贬义的，唯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的评价，因出现“于道为最高”而体现出对“儒家”的高度肯定。班固对儒家的态度和立场，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文化地位是完全相称的。《汉书》乃诸史中地位最高的正史，对后世影响很大，刘歆之说经《汉书》转述，简直就变成了关于“儒家”这一概念的定论，“作为汉家正史的观点，应当代表了儒学昌明时代最正统、最普遍的主流意识。”不得不说，《汉书》之“儒家者流”，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后人对儒家的认识和把握，对此我们毫不否认，但还需要指出，就整个孔子思想本身来看，此说也把真正的“儒家”矮化或窄化为学问家群体了。其所强调的“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都将人们对“儒家”的理解引向了重言轻行的知识群体范畴。王利器先生在《新语校注·附录三·书录》中，就以肯定语气指出了此说之不完美：“虽未必尽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总之，受《汉书》影响，后人多从“言论”“学问”“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儒家”、表述“儒家”、看待“儒家”，把“儒家”当做了和道家、佛家相提并论的一个学术派别、文化流派。这其实就误读了“孔子”意义上的真“儒家”！这种对“儒家者流”的“误读”，不利于把握孔子思想的本意及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真精神、真价值。
不妨先从“儒家”这个词的涵义入手，来展开论说。结合古今文献资料可知，“儒家”主要有三个涵义：一是指儒学学派，二是指儒者，三是指儒学。
先看作为儒学学派的“儒家”。孔子在《论语》中唯一一次使用“儒”，来自他对子夏的教导：“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里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应分别指代一类人，但这明显是非职业性的类称，与过去作为教书相礼的行业称呼，是不同的。后来韩非子将“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儒”已完全变成了一种非职业性类称，变成了一种思想文化流派。那么将“儒”和“家”合而为一并促其以“学派”深入人心，还是当归功于《汉书·艺文志》中那由刘歆所首倡、为班固所承续的“儒家者流”之说。
章太炎先生在《原儒》中依据墨子“名，达、类、私”之说，把“儒”分为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受章氏之影响，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私名之儒”是最狭义的儒家，也就是儒学学派（或曰儒家学派），与班固之“儒家者流”完全一致。而作为儒学学派中人，必定要有与众不同之“标签”，颜炳罡先生就提出，作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应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尊信孔子或者说以孔子为宗师，自觉地以孔子为自己崇拜的对象或心灵的归宿”，二是“坚持道德优先的原则，视道德为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则，肯定道德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三是“同情地了解传统经典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某种意义上的温情或敬意”。可见，作为一种学派、一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儒家，其本质特色是鲜明的，其职责使命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