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表，《汉书》“儒家者流”之说，只强调了儒家“言”的方面和“学”的方面，而忽视了儒家“行”的方面和“德”的方面。而本文认为，真正的儒家，绝不是学问家群体、学术家群体，不是一群坐而论道者的共同体，而是一群受孔子思想启发和感召而起而行之的行动主义者，是一个地道的实干家群体。这要从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展开来说。
“中国哲学有非常重视实践智慧的传统，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来，更是强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知行合一”乃是孔子及后世儒家的立身本色。“言”与“行”相比，孔子本人更重视“行”。在言行关系上，孔子主张言行一致、寡言敏行、先行后言。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所推崇的健全人格，应当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曾讲：“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种美德共同支撑起一个真正儒者的精神脊梁，也就是说，儒者应当是智者、仁者、勇者的“三位一体”。而不论是智者，还是仁者、勇者，都是在面对具体事情时展现出来的鲜活的人格形象，都是在“行动”中造就的，因此我们说，智者、仁者、勇者的“三位一体”，是完全集中在一个行动主义者之身上的，没有“行动”，何谈智仁勇？得孔子真传，其弟子亦有相关论述。曾子一日三省其身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传不习乎？”子贡继承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思想，同样倡导表里如一、内外兼修，他对棘成子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于孔门师徒而言，道德不一定来自书本，且要体现在行动上，践行道德便是学习了且学好了的最佳证明，如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恰如王中江先生所言：“孔子绝不是学院式哲学家或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他一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行动。实践、活动、奋发，在他那里获得了鲜明的意义。我们用‘行动主义’一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对于言行关系的识见和态度，首先显示出孔子是一位‘行动第一论者’。”以孔子为鼻祖的整个儒家群体，重学更重德，重言更重行，既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道。同时也需强调，孔子认同的“行动主义”，绝对不是极端的、盲目的，行动主义者不可为所欲为，要在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做一个真儒者、真君子。汤一介先生曾把儒家哲学的三大核心命题概括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并把“知行合一”的命题上溯到孔子那里。他说：

“知行合一作为一哲学命题，虽然是王阳明明确提出来的，但自孔子以来，儒家各代都对知、行问题有过讨论。为什么儒家重视知行关系？这是由于儒家的精神是入世的，要‘明明德’于天下。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必须实践，必须身体力行，必须见于事功。所以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周游列国，是要‘治国平天下’的。我认为，这就是儒家重视知行关系问题的道理。”
“关于知行关系问题在儒家的演说中是一重要问题，儒家所重视的经典《尚书》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总的倾向是认为知必须行，所以儒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成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认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上的身体力行的问题，是一个基于心性的修养的道德实践问题。虽然，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在论证知行关系时或者有所偏重，但总体上说都认为知和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汤一介先生还曾系统梳理了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典范人物关于“知行合一”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全面把握这个话题提供了方便。可以说，儒家“知行合一”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前人和时贤的相关论著已很多，本文无需赘言，只是强调，这些研究成果在主要观点上是比较一致的，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总体上说都认为知和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两者不能截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