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林鸿在《饮酒》一诗中写道：“儒生好奇古，出口谈唐虞。……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这明显是在讽刺儒生“纸上谈兵”，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我们认为，中国古人所崇尚的“不朽”，恰在于对儒家“知行合一”的坚定贯彻。“不朽”之说来自《左传》，其上有“死且不朽”“死而不朽”之语。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人死以后，倘若其名望、精神、道德、功业等依旧为人所称道，便为“不朽”。换句话说，人必须在行动上有所作为，才能实现死后“不朽”，如果在实践层面乏善可陈，那么就是满腹诗书也是无用的，此即“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按照钱大昕的说法，三不朽属儒家专属：“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三不朽’既有文治武功的特定内涵，又有崇德尚志的一般规律，更蕴含着知行统一的科学方法。”儒家认为，不论是立德，还是立功、立言，只要是出自于一种利国利民的好行动，便是为个人不朽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儒家式作为，即便一生享受荣华富贵，也难登儒家“光荣榜”。如明人黄巩所言：“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
这里有必要对“立言”多做一点说明。或许有人把“立言”等同于单纯的“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如果这样的话，其所对应的人，只能是狭义上的、矮化或窄化了的儒者。但我们认为，真正的“立言”者，一定是以一种儒家式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立”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言”，“立”下基于历史省察和现实分析的传世之“言”。在这样的“立言”之举中，能够折射出“立言”者的意志、气节、抱负、胸襟、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构成儒家“三不朽”之一的“立言”，也是一种行动主义，而这样的“立言”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意义上的儒者。如此说来，做学问，其精神或成果只要存在值得后人称道之处，便是符合了“立言”的标准，便同样可以留下不朽的声名。对于这一点，始终倡行“知行合一”的真儒者朱熹是高度认可的，他在给程绚的书信中，这样评价程绚之父程迥：“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而巧合的是，在朱熹殁后，辛弃疾同样给予他“不朽”的评价：“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笔者曾提出一个观点：没有行动的儒化，就没有生命的美化。从这个角度看，纵观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往圣先贤、仁人志士可见，他们无不是因为儒家式的修为和行动，而使得生命散发出夺目光彩，进而在本人去世以后，又获得了后世的追念和赞颂，实现了永垂不朽。单就儒家典范人物而言，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再到梁漱溟，他们无不因行动的儒化而造就了生命的美化和声名的不朽，他们才是十足的“行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