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情感问题。恐慌焦虑是疫情早期比较常见的一类心理问题，在疫情已经爆发但是传播途径、治疗方案等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多同学会因为担心自己被传染、担心家人患病等产生恐慌焦虑的心情。而处于疫情中心的同学，在各地医疗队没有到来前，还会因为本人或身边人感染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出现恐慌焦虑的心情。抑郁绝望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感问题，主要出现在有心理异常史的学生身上。在疫情的影响下，原有的心理问题出现复发和加重的情况。此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疏导和治疗，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受歧视心理则主要出现在身处疫情中心的学生身上，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学生尤为严重。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其他省份对于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出入政策会比较严格，个别省份在武汉市成为低风险地区后仍然保持着隔离、核酸检测、血清检测等政策。较为谨慎的市民会对来自疫情中心的人态度冷漠、敬而远之，这些政策和行为对于较为敏感的学生来说，很容易滋生受歧视心理，引发情感类心理问题。
2.行为问题。受疫情影响，很多学生需要长期居家，特别是高风险地区的学生，居家时间更长。在这个过程中，正常的社会交往频率会降低，除共同居住的人外，与他人的交流更多的从面对面的形式转化为线上沟通。而对于性格本身较为内向的同学，人际交往会变得更少，而情感疏离问题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同时，部分学生由于没有明确的居家学习生活规划，同时线上学习的要求又相对较低，除了完成学校网上课程学习外，这部分学生会选择用打游戏看小说等网络行为填充大段的空闲时间，甚至夜晚不睡觉产生了网络沉迷成瘾、作息不规律等行为问题。此外，当今的青年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行为特征，在疫情期间也被不同程度的放大。第一种行为是“佛系”，部分学生会用“佛系”作为自己学习生活态度不积极的挡箭牌，而“拖延症”就是这种“佛系”的一种十分明显的表现。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授课，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和指导会受到线上特殊环境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佛系”学生的“拖延症”越发严重，甚至出现自我放弃的极端情况。第二种行为是“内卷”，与“佛系”相反，这部分学生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为了在保送研究生时多获得一些分数、为了在出国时申请到更好的学校，付出更多的精力来进行内部竞争。而在疫情期间，一些学生因为无法掌握同学的学习情况而担心自己的地位状态，因为无法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而担心自己被其他同学超越，在加倍拼命学习的同时出现一系列焦虑不安的心理异常。
3.家庭问题。由于年龄的跨度，大部分大学生与父母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大学生处于独立意识较强的人生阶段，甚至有较为叛逆的言语与举动。以往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内度过，短时间的寒暑假期间不容易产生尖锐的家庭矛盾。疫情下，长达半年多的共同居家生活，在部分家庭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家庭关系紧张的情况。部分父母较为强势，且与孩子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更多采取命令式的口吻强制式的行为。轻则会因为观念不一，有争辩或争吵。重则亲子关系破裂，出现肢体冲突。极少家庭也会出现因父母夫妻关系破裂走向离婚，进而对孩子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同时在疫情中，一种叫“空心病”的心理障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由于价值观教育的缺失导致的心理问题。95后的学生大多成长于物质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在他们考上大学前接受的基本是传统的应试教育，他们被灌输着多考一分就能提高几百位次就能超越很多人的理念，而一些家庭也是从小为孩子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只为其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这部分学生在考上大学后，突然感到丧失了人生前半段唯一的目标和追求，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会因为无法找到“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答案，拥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走向自杀。而“空心”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背后一个一个辛苦付出的家庭。疫情环境的朝夕相处中，一些父母敏锐地发现了孩子的异常，但在就医过程中却发现传统的适用于改变负性认知的治疗方法效果不佳，对于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在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表象下隐藏着强烈的自杀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