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睡眠作为现代人精神自救的隐喻，是否意味着现代人对异化抗拒的胜利呢？结论是令人悲观的。
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变形记》，创作于20世纪后期的《眠》呈现了异化新的表现形式，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卡夫卡笔下冷酷的现代社会在村上笔下蒙上了“玫瑰色”的纱幕，呈现了温情的一面，《眠》中的异化也因此更加隐蔽和富有迷惑性——异化不再是人变虫般的触目惊心，而是人习焉不察、甚至乐在其中——而其要害也在于此，它揭示了现代社会更为深刻的变异，这也昭示了现代人精神自救的难度。
个体对自我的异化境遇是麻木的。如果说格里高尔的变异是“对劳动异化的下意识的逃避和反抗”那么“我”面对自身的变异，主观上却表现地麻木消极。小说试图要强调的是：现代人的异化不是触目惊心的变形（如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而是变异已然发生，却在精神的麻醉中引不起警觉：“昨天和前天颠倒的顺序，也没有任何不便”。当“我”面对这一被抽空意义的生活时，“也没有因此感觉光阴虚度。我仅仅是感到惊讶。”这正是现代的“温水煮青蛙”。格里高尔的变形是精神隔膜与物质困顿的双重结果，《变形记》中也渗透着卡夫卡对冷酷现实的批判；而“我”的精神异化却是在一种笼罩着“玫瑰色”的现实氛围中进行：这里“没有”物质的困顿，“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挤压，读者也看不到“我”的精神痛楚，相反，异化在一种“幸福生活”的迷雾中悄然发生。对此，“我”习焉不察，甚至乐在其中。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认为：“人类文明进程的特点表现为社会性强制逐渐转化为个人的自我强制”。用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理解，即劳动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异化而是反而维护这种异化。由此，村上春树触及了现代社会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走过物质匮乏的年代，物质富足带来的幸福感格外具有欺骗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人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既深感心灵在物欲的挤压下逐渐走向贫瘠，又无法割舍消费社会所带来的便利和快感。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诚实的永远是身体——也只有诚实的身体才发出了决绝的抗议：失去睡眠。
群体的“酣睡”昭示了现代社会精神自救的悲观。由于异化的隐蔽性和富于迷惑性，这必然使群体处于普遍的麻木状态，“酣睡”正是对这种状态的隐喻。如果说失去睡眠意味着对异化状态的抗拒，是自我精神拯救的隐喻，那么“酣睡”就成了现代人麻木不觉醒的象征。丈夫的“酣睡”就连闹钟都无法将他惊醒，“我”喟然长叹：“哎呀，到底发生什么这人才会睁眼醒来？”丈夫不会“醒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于精神生活的漠视，也因为他怡然自得的背后，是对当下生活的悦纳，从而对自身的异化表现了彻底的麻木——“酣睡”不醒。取向性消费下的异化具有普遍性。也许小说的女性视角使得小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女性主义色彩。但如果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其实是对小说批判性的弱化。小说深刻的人文关怀并非强调现代女性的境遇，实际上，它通过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描写，勾勒出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境遇：无论妻子、丈夫，甚至是孩子，有哪一个不是在自我取向的牢笼中远离了生命的本真。丈夫作为成功人士，无论事业、人品都无懈可击，但这就是生命应有的状态吗？他每天准时上班、中午急急忙忙赶回家吃饭，不抽烟、不喝酒、不读书、不交际，唯一可以看得见的精神生活就是读报，而且是宁愿看报上那些边角广告，都对旁边的《安娜•卡列尼娜》视而不见。就连跟妻子的玩笑都是千篇一律。他还有着极好的睡眠，而且是一睡不醒，连闹钟也难以唤醒。这暗示了他对现实境遇的麻木。他的生活比起妻子更像一架被编程的机器，已经没有了内在的向上生长。更让人感到痛楚的是，丈夫的个人取向以基因的方式稳固地在儿子身上传承显现。这里“救救孩子”的主题再度显现，然而却是一种更深重的悲哀弥漫期间。小说以没有名字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以丈夫、儿子的泛化角色来描述一个家庭，显然，这个家庭就是现代社会万千家庭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