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美, 不但美在其内容, 更美在表现形态的形式美。形式作为“内容美”的外在表现形态, 其“美”创作必须在内容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人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 在电影艺术的审美过程中, 他除了要求生物生命本能层面上“视听”感官上的审美愉悦外, 他还在精神的时空中有更高的审美期待与精神性的生命追求, 这就要求电影艺术的形式要体现出对人的生存本体有意义有价值的审美内容。所以对于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来说形式美是一副好的皮囊，给予观众视觉的享受，而内容美则是值得细细推敲的灵魂所在。安哲罗普洛斯影片具有厚重的诗歌性质，不单单体现于上文所述的镜头语言，还体现于其影片中穿插与人物对话中的哲学思辨。
安哲罗普洛斯经常引用大量诗人的文句，但却并非空洞无病呻吟的做作腔调，而是与其电影所要诠释的思想相符。例如在《永恒与一日》当中，诗人亚历山大坐在衰老的母亲窗前，独自呢喃的诗作：母亲，为何？/为何世事总是不如意？/为何我们必须腐臭，徘徊在痛苦与欲望之间？/为何我一身都在漂泊?/为何当我难得有机会使用母语时,我才有家的感觉?/为何当我仍能从寂静中寻回失落或遗忘的母语，我的脚步才会再次回荡家中？/ 为何？/母亲，为何我们不懂如何去爱？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借助主角亚历山大的口吻，不但向着角色自身发问，而且向着第四墙的观众发出一声声询问。
这首诗对于角色而言这是一首忏悔录，充斥着诗人亚历山大对于过往的人生的悔意，而对于观众，人生、流浪、死亡这些亘古的哲学命题在此刻被提起。安哲罗普洛斯在此刻是一个提问者，将观众从个人物质生活的实践中提升出来去进行纯理论的思考，这就是给予观众去达成精神超越的力量。伽达默尔说过：“人是一种理论的动物。”如果人丧失了这种精神生活，丧失了精神超越的兴趣，人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观众在观看安哲罗普洛斯的影片同时，在进行审美活动中成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从此完成“美”与“真”的统一。
《永恒与一日》中的核心主题虽然是看似沉重的死亡，但是死亡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消逝和令人恐惧之象，非生的二元对立，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延续与继承。影片中诗人亚历山大与男孩的组合可以当做成一种类似始和终的二元关系，诗人在影片中代表的是生命的终结而男孩则代表延续，诗人与男孩最终在码头的告别的场景也意味着旧事物的逝去以及新事物的传承。如同码头上停泊的船只，即将扬帆起航。
《永恒与一日》当中安哲罗普洛斯采用的是超脱常规线性叙事的方式，将诗人亚历山大、小男孩（现实）；亡妻安娜、年轻时的母亲（回忆）、流亡诗人索洛莫斯（幻想）三个不同时空交汇在一起，运用亡妻写给诗人亚历山大富含诗意的信件进行时空间的串联，通过虚实交织营造出富有诗意化的电影美感。
例如影片中1小时01分钟诗人亚历山大与小男孩漫步在诗人曾经出现的希腊遗迹中，两者本不可能相交的时空却因地理位置的相同而进行时空上的奇妙融合。影片中1小时50分钟诗人亚历山大与男孩在大巴上与19世纪的流亡诗人再次同框，但这次两者并非单单时空的简单交汇，而是更加超现实的交汇：流亡诗人上车念诗，亚历山大发问，男孩沉默的注视。这三者构筑出看似非时空逻辑性，但却符合诗歌中的意蕴元素，从而作为一种诗歌意象成为其自身的内在时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