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雷诺阿去世的那一年，吴冠中出生了，似乎注定了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民国八年，也就是公元1919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通过一件大事联系起来：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以及战后世界格局进行清算和重新划分，作为战胜国参战的中国却要被迫接受山东被日本接管的条件，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强烈的反应，直接导致了一场运动的爆发：1919年5月4日起北京的学生开始罢课，组织演讲和游行，此举随后得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工商界和文艺界认识的响应。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总是被放在一起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间的并不一致。五四运动这一事件本身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界人士等阶级共同参与的，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可以说是诸多矛盾集中到一点后突然爆发的结果。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于1915年~1923年间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运动，以上的定义虽然不十分精确，但是足以说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学术界之所以习惯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因为二者在发展上有延续，在时间上有交叠。学者在使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时，有狭义上和广义上两种解释：狭义上的五四运动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这一事件本身，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包含5月4日的爱国运动和以此事件为标志的发生在1915~1923年间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五四运动”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不能混用，若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五四运动皆指广义上的五四运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定性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术概念，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历史意义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发表，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重要的史料证据被发掘出来，补充、修改甚至推翻之前的结论。由于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使得任何针对1919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避免涉及五四运动这一话题，对五四的认识和评价也必然直接影响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亦不例外。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与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联系最为密切的五四运动中关于“全面反传统”和“全面西化”的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为本节的其他小节提供基点，使论述能够顺利进行。
关于五四运动时期“全面反传统”或“全面西化”的问题，是有关五四运动所用问题中研究最多、争议最热烈的领域，而对此问题不同时期的认识差异尤大。历史上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说法，认为五四运动存在“全面反传统”和“全面西化”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就有论者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将陈独秀和胡适对中西文化持片面绝对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绝对坏，西方文化绝对好，此后，这种说法一直延续，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关于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科学认识西方文化成了研究热点，在这个背景下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的两级，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割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与此同时，对上述观点的反对声音也十分鲜明，这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不客观的，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上述观点的不当之处在于：一、把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混为一谈，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只是反对自汉武帝建立起来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被封建统治阶级尊崇的儒家文化，且对于儒家文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态度；二、是将孔子创立的儒学与儒教混为一谈。此后，也有学者对批判“五四全面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做出补充，认为五四也不是一场“全面西化”的运动，五四时期的新人物，“虽然称誉西方近代文化，却并未把西书奉为句句真理的圣经，更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陈独秀虽大力提倡西方的民主、科学，可他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尽善尽美，可以原封不同地搬到中国，他所追求的是振兴中华，“使中国现代化”，而且要去掉欧美国家的那些“恶点”，赶上并超过欧美国家。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于对五四运动持较为温和的观点，五四运动虽然有过过激的言论，但实乃情有可原，五四的思想家需要以最勇猛的决心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反对孔教主要是反对封建伦理纲常中与建设现代化国家所不相容的观念，反对的是两千年多年来从未被动摇的权威，反对的是这种阻碍人们独立思考的偶像，且主要是针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并未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虽然五四运动在强调文化时代性的同时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但将西方近代社会民主与科学两大观念引入国内具有重大意义，使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是中国现代化全面展开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