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新中国高考史，其变革主要包括组织管理、考试科目、招生类别、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本文研究近五年内的文献，则不可避免关注“新高考改革”这一话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到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这实际上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序幕。从近五年文献来看，则呈现出动态式、演进式的研究特征——改革试点的推进、理论、政策与实践相互交错，正带来了对高考改革的“井喷式”研究。
（一）起步阶段（2015）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出台了方案，明确了“3+X”的新高考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为三门必考科目，另外三门则从七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或者六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中由考生自行选择。
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之间相隔的时间差，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留出了摸索、起步的时间余地。2015年“高考改革”的文献总共有275篇，其内容是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政策的分析和后续性的预测，主要包括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高考选考科目与学生生涯教育、高考试点两地（浙江、上海）的调研。新高考改革研究初步兴起，大部分学者对其仍然抱着期待、观望的态度，也希望从更多实地调研中获取政策落地之后的改革成效。
（二）过渡阶段（2016-2017）
2016到2017年这段过渡时期，主要是有两个新旧交替的现象：一方面，浙江和上海改革后的第一批高三学生将参加高考；另一方面，2017年第二批新高考改革将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全面推进。新高考改革在实践的浪潮中逐渐获得群体的认同，初步适应了社会和学校的发展要求。
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献总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伴随着试点改革的深入、学校实际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出现，研究的内涵和层次也更加丰富多样。其主要内容包括实际应对模式（走班制、选科策略、班主任制度等）、学科的“偏移”现象、高考本体的困境和价值等，也出现了大量地方性的实践研究。可以说该时期充分兼顾了理论思辨与落地实践两方面的分析，注重将研究层次和深度推向更进一步。学者也初步关注政策落地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矛盾，并尝试加以分析。
（三）蓬勃发展阶段（2018-2020）
2018 年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对高校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架设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高校主体专业设置上的关注。同时，增设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8个地区的试点，改革的成效也会由于管理、本土文化、学校环境的不同而迥异。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全国高考时间推迟至七月，这使得研究的整个进程也相对落后，文献数量远少于2018和2019年。
高考改革的研究在前期的基础之上又迈向更高的深度和广度。学者不但反复地摸索高考在时代潮流中的价值定位和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究新高考试点地区的现实情况，而且还生发出了更多跨学科、跨视角的新思路：督导评估体系、社会信息支持、媒介话语权等。通过研究推进了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而问题的出现又会促动更多的反思和批判性研究，这种既“破”又“立”的过程，正是不断地把研究推向体系化、专门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