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在《思想方式》一书中揭示出人类创造经验和思想的三种冲动和模式：强调、表达、理解。其中“强调”是生成、获取经验的模式，“表达”是积累、保存经验的模式，“理解”是赋予经验以意义的模式。首先，高考改革从现实层面的实践中来，正是经过了生成、获取经验的“强调”过程，再以书写的方式积累和保存经验——形成“表达”。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地点、时间、实际操作的不同，学者对高考改革的内容也就具有独特性、个体化的理解，这也说明了为何年年都有“高考改革”之热，都有生成性、反复性、多元化的论述了。
下面笔者从学者的研究重点、理论的分析深度以及实践的介入程度，将近5年高考改革的研究分为三种表达：整体性表达、联结性表达、实践性表达。
（一）整体性表达——关照本身
所谓的整体性表达，是指以“高考改革”作为本体，对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运行逻辑、结构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所进行的主观性、思辨性分析，它也包括了对高考改革功能的前瞻性预期、改革困境的合理化描述等。这种明确事物“是何”、“为何”、“如何”的逻辑推演和假设对落地的实践研究起着先导和奠基作用。整体性的表达可以分为“内在思考”和“外在驱动”两个方面。
1.内在思考
对高考改革的内在思考主要集中于高考改革自身的内涵、意义、定位、结构等，主要呈现出学者对这一客体的差异性、多元化理解。
从高考改革的定位和分类上，余澄、王后雄两人从功能定位出发，阐述了新高考“从一到多”的功能导向；从目标定位出发遵循四个“有助于”原则——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于推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高校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高考自身的科学、公平、安全、高效。他们还基于历史脉络将高考改革分为高校招生、考试选拔、公平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方案性质五个方面的分类视角，这实际上为高考四十多年的历史定位作了综合性、体系性的阐述，明确了高考改革在岁月辗转之后需要坚守的原则和底线。
大部分学者还阐述了高考改革在新背景下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价值取向的发展性阐述，如钟秉林和王新凤基于40年高考招生的政策文本，总结出高考改革具有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呈现出注重科学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公平性的基本价值取向。莫莉认为改革中将必修与选修分层、分类，成为课改新常态，导致高考选拔方式、考试科目、评价方式等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学者则谈到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取舍。边新灿谈到高考改革“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价值取向的矛盾和统一，采用何种分配教育机会的标准是两种价值取向的分歧点。高考改革必然会由于时间、地点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断变革和发展自身的价值取向，总体而言，这种价值取向由单一走向多元，从固定走向灵活，判断标准的不同使得采用何种取向成为当下决策者和教育者共同探讨的话题。
2.外在驱动
相对于内在思考的预设，对高考改革的外在研究和预测则更受到学者的青睐。这一方面是学者关注到了高考改革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考改革本身就充满实践性和策略性——它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文本，它需要立即付诸行动。因此，学者更倾向于阐述改革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从中获得高考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再进一步勾画未来蓝图与发展路径。
首先是关于高考改革的问题和困境研究。无论对高考改革的概念和结构界定得如何完备，政策预估有多么全面和完美，一旦需要投入社会，总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现实需要与政策标准之间的张力也就得以凸显。赵静宇等学者系统性地分析了高考改革中基础教育公平的问题、基础教育与高考衔接的问题、学业水平考试功能定位的问题、命题新理念落实的问题、评分质量提升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全局性把握。郑若玲以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点，认为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高校招生自主权未得到充分尊重，高考的本质功能未达到完全的发挥。张济洲和黄书光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高考改革的“阶层之困”，社会阶层隐蔽的再生产使得高考的公平和价值取舍再次成为难题。周彬认为目前存在着高考新政与当下学校育人模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问题，高中学校和教师不仅要否认已经适应的育人模式，还要重新建构与高考目标相一致的育人模式，这种改变容易遭遇文化惯习的阻滞。从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上看，主要集中于两个层次：一是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高考科学与公平、社会资本影响等问题；而是高考与普通高中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育人模式、人员分配、学生抉择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