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配套相关的制度，那么乡村振兴需要哪些制度？当前的研究指出：乡村振兴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张晓山，2017）、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韩俊，2017）、发挥乡村的内生能力（张丙宣，华逸婕，2018）、整合村庄的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发挥村庄精英的整合作用（郭珍，刘法威，2018）、防止农民基本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贺雪峰，2018）、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薛明珠，2018）。乡村振兴战略对部分现有的农村制度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因此，针对乡村振兴中的制度问题，相关研究指出：制度供给滞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制约（刘守英，熊雪峰，2018），乡村振兴需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韩俊；吴肇先，刘祖军，陈泽榕；张晓山；陈放；刘守英，熊雪峰；刘晓雪；黄祖辉）。
乡村振兴的实施在正式制度层面需要对农村土地、宅基地、农村产权等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乡村振兴仅仅依靠正式制度是不够的，发挥乡村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不失时机的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以配合乡村振兴中的正式制度的实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结合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状况，乡村振兴需要以下四类非正式制度的配合：
第一，意识形态。乡村振兴中的意识形态不应该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看来“先入之见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对一个人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真实陈述”，诺思 （Douglass C. North）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们解释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信念，无论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它都提供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因此，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在配合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意识形态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乡村发展现状的认识上，随后是体现在对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认识上，这些前期的认识基础直接决定了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效果。乡村人民的这些意识形态是长期与土地和周围环境互动形成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具备这样的乡土基因，还需要完成时代赋予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
第二，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文化是时代的记忆，是区域范围内的某种共识，是教化的重要工具。乡村的价值观念深深地嵌入在乡土文化之中，并通过这种文化传向后人，在相同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就一些行动的规范达成了共识，这就是非正式制度协调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粘合剂和发动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文化资本”，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它既可以显示乡村振兴的成果，展示新时代乡村的精神风貌，又可以作为教化的手段，宣传新时代的价值观念，谋求人们在行动上的更多共识，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