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自鲁迅始，形成了多种乡土叙事模式。首先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文学，包括了彭家煌、王鲁彦、台静农、许杰等一众20年代乡土文学的作家。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俯瞰乡村，在远离乡村后回顾乡村，以启蒙的姿态，多乡村的丑陋与破旧进行社会性的解剖，以此希望找到乡村乃至中国新的出路。也就是立足于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俯瞰乡村的人与事。无论是《故乡》《祝福》还是《怂恿》《菊英的出嫁》《拜堂》《惨雾》等都是如此。作家们将旧中国乡村的图景打碎揉捏呈现出堕落、破败的一面，在绝望之中探寻希望的种子。其次，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乡土文学，包括废名、师陀乃至八十年的汪曾祺等。他们以乡村为根基，以自然为绳索探寻乡村的田园风情。在他们的笔下，乡村是美好的象征，精神的归宿。在四十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政治乡土文学。《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都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乡土的新书写。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亦或者赵树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成了乡村之外的看客，只是看的角度不同而已。最终演变成他们对于真实乡村的逃避。
而八十年莫言的出现，则更新了乡土文学新的书写立场。《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等逐渐形成了莫言民间立场的乡村表达。民间立场的确立，使得莫言能够迅速、准确、真实地捕捉乡村的变迁。从《秋水》开始，“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在文学场域展示乡村、表现农民、揭示生活的文学源地。“高密东北乡”自然而言地成为了莫言民间立场的现实基地。如莫言所说：“《秋水》这篇小说里 ，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儿，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莫言以浓郁的乡村审美风格和厚实且坚定的民间立场，书写带有浓厚中国品格的乡土生活以此来展示乡村的人和事。
在《晚熟的人》中的多篇小说都体现了莫言以一贯的民间立场的立足故乡根基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展现乡村生活图景新变化的特点。如同名中篇小说《晚熟的人》，莫言透过知识分子视角从现实的家乡生活出发，以蒋二利用自己名气炒作的“作家经济”为故事的切入点，由现实回溯历史，再由历史回归现实，在和蒋二的对话中，窥探乡村的历史变迁、物是人非。蒋二这个人物的塑造，展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人为物质所迷惑和困扰，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发生了变化，乡村不再像作者记忆中那样纯粹。在小说中，蒋二商业版图的最终坍塌成了作者理解“晚熟”的外在因素，而新时代下新的杂质浸入乡村，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成了作者真正感悟“晚熟”这一概念的关键性因素。显然，自诩“晚熟的人”的蒋二并未晚熟。真正的“晚熟”不是外部成功的衬托，也不是故意而为的做人策略，而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沉着内敛与脚踏实地。莫言通过蒋二这个形象表现了当下乡村发展中一些新的“吸血鬼”的慢慢出现。莫言在这篇小说中以擅长的知识分子返乡视角书写乡村，表现乡村图景的新变化。莫言在《晚熟的人》出版后说：“作为一个在高密东北乡出生长大、离开这个地方的人，若干年之后又回来了。我在 1980 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视角，写了40多年依然在使用这个视角。但是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在本小说集中的确如其所言，叙事视角本身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根源是乡村的人和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叙事对象的改变促使了莫言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叙事视角的变化。莫言以自我的亲身体验，融入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经验之中，揭露当下中国乡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