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这本小说中更多方面和角度地关注了乡村中的人，“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晚熟的人》中的十二篇小说，展现了复杂的乡村人物形象，勾绘了一幅新时代乡村发展视野下的群像图。小说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左镰》的主人公是年少时期因一次无知嬉闹而痛失失去右手的田奎，而“我”则是这一不幸事件的元凶之一，因此，小说在叙述之中则充满了歉意的表达。歉意只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侧面，作者更为突出地表现了田奎不惧人生苦痛，在痛苦的生存之下，坚韧成了最内核的生命力量。田奎的形象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有相似之处，在苦难的旅途上已无所畏惧。田奎对“克夫”的欢子的接受是对往事的无牵无挂与对未来的坦然面对，而暖渴望一个正常孩子的行为是对多舛命运的最后希冀，二者都是痛苦命运的承受者，更是抗逆者。而最后一篇小说《火把与口哨》虽然在结构上不够顺承，但在人物塑造上则可圈可点。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坚韧勇敢的乡村妇女形象——三婶。因为历史政治的原因而痛失双亲，丈夫又在矿难中不幸丧生，一双儿女也因为饿狼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不幸丧生。一个女人在遭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勇敢，是超乎常人的。作者在对三嫂的敬佩之情在小说结尾溢于言表。作家在这里有意将三嫂刻画成一个现代社会翻版的“祥林嫂”。面对同样的人生困境，祥林嫂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压制着，无力挣脱。而莫言笔下的三嫂，则具有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顽强的品格，残酷的现实生活下彰显着无穷的生命力量。三嫂的血性让我们看到了《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所书写的在残酷生存境遇下的命运赞歌。莫言对日常生活中生命经验的热情表达和生命力量感的抒发在《左镰》和《火把与口哨》两篇小说中形成了相互的照应。
《斗士》描写了方明德和武功两个非正面意义的斗士。方明德是一个带有旧时期政治印象的人物，在新时期的文明中仍然怀念过往，贪恋权力，渴望斗争。而武功的生存方式同样是违背现代文明和道德的，他以乡村地痞的形象横行乡里，欺负乡民，最终成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二者都是自私和狭隘的，他们在本质上是一类人，只不过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作为斗士的途径的不同。“《斗士》可以看到莫言一贯擅长表现的那种执拗的人物性格，乡村邻里的恩恩怨怨和故事内里的蹊跷，故事自有一番风景。”者皆有“睚眦必报”的一面。
《等待摩西》以柳卫东的人生经历为故事线，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与传奇的人物形象。柳卫东在狂热的年代将自己由柳摩西改名为柳卫东，不顾亲情批斗、打倒自己的爷爷，不顾压力和马秀美结婚，发家致富后又失踪多年。柳卫东既有残忍的一面又存在个性独立的色彩，他的人生经历是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之中所导致的。柳卫东一开始的决绝到后来改回柳摩西，重新建立信仰的精神归属，是其由对人性的失望到对美好人性渴望的回归。莫言在《等待摩西》中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出发，以一个乡村人物的传奇经历入手，勾画出对人性善的追求。莫言在小说之中以中立的态度，观察柳卫东的别样人生，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以还乡视角见证了柳卫东最终的人性回归，表层是其对宗教的归属感，本质上是对善的追求，莫言塑造的柳卫东是一个不完美的甚至是不和谐的个体，但确是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