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理想指向的对象是“理想”，它关注的是“教育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它侧重于教育对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教育的理想至少包含了“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
首先，在个人层面，教育的理想是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理想。教育是有意识地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直接的对象是“人”。这是教育与人类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最大的差异。对于“人”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教育活动的认知。儒家强调培养“君子”，墨家主张培养“兼士”，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培养“理性的人”，苏霍姆林斯基则提出教育要培养“合格的公民”，不同时代的教育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当下，时代发展瞬息万变，信息技术对人传统的存在方式进行着全方位的改变，新时代对人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叶澜教授基于二十多年的基础教育实践研究，提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立场。李政涛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生命自觉”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理想’就是拥有‘生命自觉’的生命，它也因此成为我们时代的教育理想。生命自觉之人是拥有自我生命自觉的人，是对他人生命自觉的人，是对外在生境自觉的人，是能够自觉将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生境沟通转化的人。”培育“生命自觉”的理念是基于中国儒家教育传统，立足教育实践，对当下教育的主动回应。
第二，在社会层面，教育的理想是关于教育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长久以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就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都把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叶澜教授2011年首次提出“教育尺度”的概念，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期，人们常常运用“政治尺度”“经济尺度”“文化尺度”等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但唯独缺少“教育尺度”。李政涛教授对当前社会“教育尺度”缺失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并指出：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教育尺度的缺失表明社会缺乏对教育的责任，总是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却忽略了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使教育在社会转型与发展中发挥更有利的价值。不仅教育需要社会，而且社会也需要教育。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关注，不应仅仅聚焦于“教育应当为发展提供什么”，更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社会的发展需要怎样的教育基础”，“目前的教育基础，是否能够支撑起社会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宏观设计与整体实践？在社会层面，教育的理想就是在社会中树立一种“教育尺度”，以此建立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