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卡萨诺瓦和莫雷蒂的“世界—文学”相对的是比克罗夫特的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比克罗夫特认为这种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其“关注的是‘世界文学’，而非‘世界—文学’”。为更好的认识其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我将通过比照卡萨诺瓦和莫雷蒂的世界文学，从世界文学的时间限度和“文学”的定义这两点来进行理解。
关于世界文学的时间问题。比克罗夫特认为卡萨诺瓦与莫雷蒂世界文学模型中都存在时间上的问题。他指出卡萨诺瓦“她的模型对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甚至可以说1945年之后的整个世界，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她自己也承认，这一模式对1945年之前的非—欧洲世界却很少谈及。”之所以如此，这与卡萨诺瓦对非“西方”世界开始有文学的时间的确定有关，即非“西方”世界文学的真正存在以被承认为前提，卡萨诺瓦表面上显示的时间局限性，其实暗含着中心—边缘的关系。同样，莫雷蒂的世界文学也遭到比克罗夫特的质疑。比克罗夫特提到华勒斯坦强调自己的世界—体系不能被用于现代之前，更不能用于更早的时代，而奠基与华勒斯坦现时体系的莫雷蒂，尽管华勒斯坦已明显拒绝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等学者对他的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滥用，可他依旧将他的模式用于此前的彼特拉克风格的文学分析，并且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在比克罗夫特看来，莫雷蒂把世界文学理解成一个现代的世界，从现时代即华勒斯坦的第三个体系开始，因而无法解释此前的时代，所以他虽努力尝试，但没有成功。同样奠基与华勒斯坦现时的世界体系的卡萨诺瓦又谱写了霸权文化中心的效果。比克罗夫特以对这种时间限度的怀疑来说明依据华勒斯坦世界—体系展开的卡萨诺瓦与莫雷蒂的世界文学的这种现代现象的不合理。因而，在其六种模式中，他提出了一个多元的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的六种模式。
对于自己的六种模式所涵盖的时间限度，比克罗夫特提到“我将会按照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对它们逐一描述……。没有一种单独的文学或语言可遍历这六种模式，在过去的几个时期，有几种模式曾经同时存在。”因此，在其六种模式中，他从城邦模式开始，包括古希腊文学，按照先后顺序一直到全球模式，然而又有共时的存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六模式显然已不同于卡萨诺瓦与莫雷蒂以华勒斯坦现时代开始的世界文学。这里，比克罗夫特扩大了世界文学的时间限度，世界文学变成了一个从古至今都有世界文学史类型。
其次，关于世界文学中“文学”的定义问题。在比克罗夫特的文学生产六模式中，可以明显的发现他所说的文学除了通常所说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这四大类外，还包括了语言、电影等。正如他所说“‘全球’文学或语言艺术的概念，由于其存在于范围广大且日益激增的媒体形式之中，因而也提出了‘文学’应在多宽泛的意义上来定义的问题。以西方批评界所尊崇的文本为中心的定义得出的模式，将会与卡萨诺瓦或莫雷蒂所描述的模式极其相似；而涵盖所有语言艺术、流行艺术以及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学’定义，则会承认孟买和香港这类通常意义上的边缘位置的中心性。我不相信在此语境中我们必须（或者说能够）划定语言艺术范畴间的固定不变的界限……”。在比克罗夫特扩大化的“文学”范畴内活跃着各种语言，如奥克唐语、但丁的意大利语等，甚至包括碑铭，它是将所有语言艺术、流行艺术、电影包括在内的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