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翻译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李亚舒为《翻译生态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研究生态翻译，就是清除翻译垃圾，发展绿色翻译，发展全球背景下的生态翻译，为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据。”（许建忠，2009:13）随后，虽有个别研究者（黄秀敏，2009；陈隽，黄玉虹，2015）也曾提及“绿色翻译”这一概念，但要么并未对其进行论述，要么只是简单套用其他研究者的观点。
真正对绿色翻译进行详细论述的是冯全功和胡庚申。冯全功首创性地对绿色翻译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绿色翻译是“灌注生命意识的翻译”，是“充分利用相关互文资源，努力打造精品译文，以实现不同的主体、文本与文化之间和谐共存，有利于营造宜生健康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翻译”（冯全功，张慧玉，2014:100）。胡庚申也提出，绿色翻译是从生态翻译学的思想中衍生而来的一个“新的实践形态”，是“生态翻译学实践活动的具体载体”，是“涉及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主题的翻译，是关于生态文明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总和的翻译，是关于生态批评、生态语言、生态文学、生态写作、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等相关内容的翻译”（胡庚申，2020:47-48）。冯全功对绿色翻译的理解偏向于“绿色”的修辞认知层次上，而胡庚申则侧重在“绿色理念”和“绿色价值”的实指层面。
本文认为，绿色翻译既是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微观实指，也包含与生态相关的宏观虚指；既是服务于绿色文明的实践操作，更是强调译者面对全球生态浪潮的适应选择和“译有所为”的信念。绿色翻译体现的是译者生态翻译理念与实践的知行合一，反映的是译者面对生态文明的立场、态度和追求。绿色翻译根植于生态翻译学，因而既遵循生态翻译学的主体话语体系，如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译者中心、适应与选择、生态理性、生态翻译伦理、整合适应选择度、“三维”转换、事后追惩等，又有其特有的概念表述，如绿色翻译生态系统、绿色翻译价值、绿色选择。生态翻译学的关注焦点是“三生”问题，即翻译的生态、文本的生命和译者的生存。（胡庚申，2012:9）而绿色翻译则是基于绿色生态发展的主旋律，对“三生”问题的进一步诠释与升华。翻译的生态是文本生命和译者生存的前提，译者生存状态是翻译生态和文本生命的重要保障，而文本生命则是翻译生态和译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它们互联互动，共同构成绿色翻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态批评主张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绿色翻译则要求打破唯文本论，唯中心论，其本质正是要实现生态、文本和译者的和谐共存，从而构建和谐的、有生命力的、具有持续性的绿色翻译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