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髹饰录》虽为匠人之书，谋篇布局却托《周易》而作，总体分为《乾集》《坤集》，源于《周易·系辞上传》“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乾集》总论漆器制作原料及原则；《坤集》根据具体的地子和文饰，阐述漆器的技法分类。后者的“地子”和“文饰”，即书中所谓“质体文饰”，是全书的核心。《坤集》“质色第三”将地子分为“黑髹”、“朱髹”、“黄髹”等，可见“髹”“饰”二字本身即代表“质”与“文”，可以说《髹饰录》是一本关于漆工艺领域“质”与“文”的著作。此外，《乾集》论漆工三法，明确说明：“质则人身：骨肉皮筋巧作神，瘦肥美丑文为眼。文象阴阳：定位自然成凹凸，生成天质见玄黄。法造化者，百工之通法也。文质者，髹工之要道也。”
因此，要讨论《周易》与《髹饰录》的关系，需从“文质”入手。文与质本是中国古代文论及儒家美学的重要范畴，是“修饰”与“本然”的关系，以至于延伸到风格上的华美与朴素。 依据《论语》《礼记》等文本，“文”在最初通常被视作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制，修饰自然之“质”。尽管孔子强调“文质平衡”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体系中仍有强烈的“崇周”“尚文”态度。如《论语·颜渊》篇：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哉，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子贡认为文彩之皮毛是区别虎豹与犬羊的唯一标准，其重文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一态度影响深远，以至于儒家美学的文质观逐渐发展为“文胜”和“文繁”的倾向。《髹饰录》《坤集》的具体内容便是当时工艺领域“文胜”和“文繁”的典型。首先，《坤集》总论明确说“质为阴，文为阳”，根据《周易》崇阳抑阴的观念，这一说法显然是“文胜”的立场。而“文繁”则表现为漆器地子和纹饰的技法，从“质色第三”到“质法第十七”十五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共计108条。其中有些类别的差异极其细微和繁琐，如大类“阳识第八”与“堆起第九”的区别只是漆堆的花纹之上有无雕饰，小类“刷丝”和“绮纹刷丝”只是花样的不同。如此繁复的体系是古代漆工艺难以传承的原因之一，加之“讳莫如深，秘为独得”，尽管假托《周易》显学及文质论，此书在当时未能广泛流传。
尽管有这样不自觉的“尚文”倾向，《髹饰录》仍汲取了《论语》及《周易》的中庸之道，在书中兼顾文与质，以“质色第三”并“复饰第十三”至“质法第十七”六章讨论地子的分类、质法和重要性，其余“纹㯡第四”至“斒斓第十二”九章讨论纹饰。其中，“质法第十七”杨注有言：“质乃器之骨肉，不可不坚实也。”可见传承了孔子“绘事后素”的观念。刘绍瑾先生曾总结孔子的文质观，认为他体现的是一种“追求文质兼善、和谐相济、避免偏胜的‘时中’精神”（刘绍瑾，2010）。而《髹饰录》虽在文质的介绍篇幅上偏重于“文”，但指导思想仍是“文质兼善，和谐相济”。
综上所述，尽管《髹饰录》的分类甚为繁琐，但核心思想仍是追求文质的平衡与和谐。关于其“文质说”的具体内容及其思想来源，可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一是《坤集》总论，即“质为阴，文为阳”“文亦有阴阳”，来源于《周易》的阴阳观；二是《坤集》的具体方法论，在地子与纹饰的详细介绍中可提炼出“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思想来源，即《周易》的《贲》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