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采用信而兼并达的直译，重视源文风格再造，离不开对儿童心理特殊行动关切；他反对传统的载道文学、封建的因袭而起步的新文学（王友贵 2001: 78），皆以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与蔼理斯（Ellis）的性的心理，正是周作人进行儿童文学批判的科学依据。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衍化出来的蔼理斯的儿童本位学说，周作人受其影响甚大，他几乎将此看成自己一生事业的重心了（刘绪源 2012: 2）。
蔼理斯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认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与纵欲是同样的过失，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周作人 2012: 226）。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学说周作人主要就是从蔼理斯这里得来的（刘绪源 2012: 220）。1924年，周作人提到弗洛伊德的《析心术》（Psycho-analysis）④，他以为人的欲望的要求在平日不能满足，全从梦中反应出来，文学也是同样的借以发表人心中的欲望的。周作人所论正是弗洛伊德欲望升华说的观点，即艺术作品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愿望的升华，艺术想象的王国正是现实痛苦世界的避难所（弗洛伊德 1998: 59）。对于儿童而言，“计自三岁至十岁止，其时小儿最富空想”（周作人 2011: 8）。儿童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生活，它的功效之一是帮助儿童在想象中减轻困扰他们的无意识压力（舒伟 2005: 160），因此，奇异梦幻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长养儿童想象，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不二之选。在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地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应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周作人 2018d: 38）。而与儿童心理发展背道而驰，在儿童文学中注入政治上的偏见，注入说理教训的内容都会受其反驳：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地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明友看的价值（周作人 2018e: 192）。以《伊索寓言》的翻译为例，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接受郑振铎的建议翻译《伊索寓言》（周作人 2018f: 84），他对于每则寓言结尾处教训的尾巴颇不为然，比如第三七篇《狐狸与豹》的翻译：
（4a）豹每回总夸说他身体上的各种颜色，狐狸说道，“我比你要美多少呀，因为我不是在身体上，却在精神上是各种颜色的。”
这故事说明，智识的装饰胜于身体之美。（周作人译 2018g: 21）

对于每则寓言结尾处所谓的点睛之笔，周作人反倒认为是蛇足之举，就是因为那浓厚的教训意味。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周作人 2010: 238），真正的寓言，其迷人之处、殊胜之点就是目的单纯。伊索寓言经过一再改编，有许多已不是作者的手笔，如《报复鹰的狐狸》由阿尔基洛科斯所传，却都有正当理由署上伊索的名字，他也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赢得了千古第一道德说教者的尊位（Townsend 2003: 14）。而儿童期却是一个想像力最为丰富的时期，富于幻想是此阶段儿童的普遍特点，幻想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对幻想故事信以为真，甚至将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人物（弗洛伊德 2009: 25）；因此，与之背道而驰，穿凿附会，加上教训的做法就会受到周作人的强烈地批判，“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周作人 2011: 64）。此言对中国封闭的文化结构，起着强烈的震撼和启蒙作用（舒芜 2017: 201）。与之相反，周作人推重的正是与儿童心理相吻合的纯粹儿童世界，下面分别从空想性、游戏性与具象性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