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以下简称《丛报》)，曾译名为“《中国文库》、《澳门月报》和《支那丛报》”（顾长声，2005:23），1832年5月由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最早的英文期刊，旨在向西方报道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变化。裨治文担任主编，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该报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面对的主要是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的政府、商人、水手以及在华西方人士读者。1851年8月《丛报》停刊，在流通的20年间共发行20卷，232期（每月刊出1期，每年1卷），每卷大约600页，主要涉及六个栏目：书评、游记和日记、杂记、宗教消息、文艺通告、实时报道。《丛报》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状况和变化，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汉学杂志，给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时间久远，《丛报》的原本已难以寻觅，笔者获取的《丛报》是在日本由丸善株式会社（Maruzen）重印的第二版。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文刊登在1835年7月第4卷第3期上，并且位于该期的第一篇文章，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文章的标题为“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ill adapted to the purpose of primary education”（Bridgman,1835:105），由译前介绍、译文正文、注释和译后总结性评价三部分构成。因译文以外的部分属于副文本信息，故接下来笔者对译文和副文本分别进行描写。
1.译前副文本介绍
《丛报》对《三字经》的译介始于105页，止于118页。其中107页下半部分至111页是译文，其余均为副文本信息，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二，可见副文本信息十分丰富。
首先，裨治文对《三字经》通行的三个版本《解元三字经》、《三字经注释》和《三字经训诂》的书名、作者等基本信息分别进行了介绍。他提醒读者：“和希伯来书籍一样，中国书籍是从右向左书写，阅读却是从上到下的顺序”。（同上：105）考虑到西方阅读方式的差异，他用威妥玛拼音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地呈现了《三字经》原文第一到第五列的排版。裨治文指出，“译文按照原文版式排列没有必要也不方便（unnecessary and inconvenient）”，相反，“遵循欧洲通行的横向方式更容易也更自然（easy and natural）”（同上：106）。因此，裨治文对第一到第五列进行了横向排列，并注有拼音声调。
其次，裨治文介绍了《三字经》的字数、行数以及三版本的异同。《三字经》共178行，每行2句，合计1068字。他指出：“有些字在原文里被反复使用，如“jin(人)”出现12次，“che(之)”9次等。如除去这些重复的字，实际使用字数是510字。”（同上：106）虽然这些统计数字看似意义不大，但无疑可以帮助目标读者一览《三字经》的全貌。裨治文认为：“三个版本除少数地方不同，其余基本一致。两个辅以注释的《三字经》版本相似度极高，注释者时而一行就注释，时而多行一起注释，此举旨在帮助幼童更清楚地理解原文。”（同上：106）然而，注释中晦涩难懂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注释甚至和原文同样令人费解，因此，裨治文认为加注并非一劳永逸。紧接着裨治文指出《三字经训诂》是当时广为流行的版本，也是其英译所参照的原文本。鉴于《三字经训诂》的作者和注解者同姓，裨治文用威妥玛拼音标注并附上英语译文以示区别。
接着，裨治文介绍了《三字经》的语言、体裁、内容和功能。他指出：“《三字经》语言简单、书中所述道理重要、文学体裁易懂、推理清晰。书中论述了天、地、人三种力量的辩证关系，是读者了解经典文学和历史文学的入门书（passport）。它的确是一个浅滩（ford），年幼学者很快就能掌握并通往高级课程的学习。”（同上：106）裨治文谦逊地承认自己的知识可能存在缺陷，加之对原文的理解也比较仓促，他意识到自己的译文可能会受到学者批评。
最后，裨治文对《三字经》的教育目的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三字经》是当时中国各省份通用的幼儿启蒙教材，旨在让学生熟悉汉语、通过文字的韵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同上：107）裨治文利用副文本向西方读者提供简单明了的介绍，“为译文构建出丰富的语言文化语境，阐释出译入语所涉文化背景”（孙乃荣，2020:29），帮助读者获得对翻译文本的宏观认识，为进一步理解打下基础。
2 译后副文本操纵
原文《三字经训诂》每条原文后皆有注释，但裨治文并未逐条翻译，而是在译后选择翻译了56条，概述释文大意及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译后注释作为副文本的一种形式也为裨治文操纵译文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如“教之道，贵以专”这句的注释中，裨治文指出，“unwearied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that can in any way affect the body or the mind of the child.”（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专注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显而易见，裨治文过度延伸了原文意思，“贵以专”强调教育方法贵在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子，但他却极端地理解为专注于一切事情，向读者展现了中国教育观的荒谬主张，这不利于西方读者正确看待中国的传统教育。
裨治文在注释结束后又添加了结语部分，对《三字经》进行总结性评价。首先，他对《三字经》总体上风格清晰、语言纯粹给予了肯定；其次，他对《三字经》的内容和教育意义及功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对天朝大国将《三字经》当作启蒙读本表示感到惊讶和遗憾（surprise and regret）。由于理解《三字经》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和精通汉语语言知识，因此《三字经》里的一些教义远远地超出了启蒙儿童的能力。此外，《三字经》在道德情操和宗教原则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全文甚至连引导儿童思想超越时间和主观束缚的字眼都没有，这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基督教的上帝、造物主、万物审判官、人的永生性均未被提及，这直接导致学生不得不在黑暗中自行摸索前往永生之境。因此，裨治文认为《三字经》倡导的的教义绝对不是教育儿童的好方法。此举意在指出“传统《三字经》缺乏基督教式的神学内容或宗教关怀”，（姚达兑，2017：16）但对中国这种落后的教育进行“有益的改革必须由外国机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