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理性不是指以市场经济价值规范为基础治理社会，这种新型治理术的目标并不在于重塑一个商品社会，而是要用竞争机制重组整个社会的运转逻辑。新自由主义的管制原则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商品效应作用下的消费主体，而是处在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家主体，其所经营的资本是包括主体行为和认同在内的“人的整个生命”，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经济的形式转变为全面治理身体和思想的手段，在此种社会控制的作用下，个体的自我认知，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开始转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竞争逻辑，人的价值被量化为可以测量、计算并排序的经济单位，只有擅长经营自我，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人才能步入成功群体之列，以生存竞赛为看点的选秀节目正是这套数字竞争策略的衍生产品。以《偶像练习生》第二季的赛制为例，共有100位练习生参赛，节目开始放映前，先由每位选手录制一段自我介绍视频展示魅力，粉丝则依据视频中的初印象为他们投票，节目根据练习生最终获得的票数对他们进行排序，在第一期节目中，选手们就将依照这个顺序被安排座位。节目将座位区规划为一个金字塔形状、层级分明的结构，并用镜头多次呈现出金字塔的全景，而这样的画面恰好是对现实社会中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秩序和治理形态的影像化图示。选手们在节目里的生存状态也是现实中不同阶级真实处境的缩影，第一期的座位次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选手在节目中的镜头数量，处在金字塔上层的人很明显能够获得更多关注，最受瞩目的则必然是金字塔顶端票数第一的选手，他被称为“C位”，即中心（center）位。节目最终选择排名前九的练习生作为组合出道，意味着只有向上流动，争夺到这九个座位的练习生才能在这场生存竞赛中取得胜利，而最终以“C位”出道的人将在此后每一次面向公众视野的曝光中都牢牢占据组合的中心位置，成为观众注意力的焦点。正如在现实社会中，只有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上层阶级能够掌握更多的媒介话语权利，在媒体的议题设置中争取到更多有利的文化资源，而处在社会金字塔底层数目众多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人阶级等，只能成为在媒介公共空间中整体“失语”的族群。
新自由主义依凭市场经济逻辑向社会主体提供“自主选择”的机会，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社会支配形式，使得个体由被规训的客体转变成为能够通过实践自主性来管理并提升自我的主体，但这同时意味着伴随自由选择而来的风险也成为个体必须自主承担的责任，由此个体的命运完全成为其自主选择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概念下的“自由”意识形态也因此成为一种“自愿服从”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标榜自由的幻象中，即使个体所面对的风险并非是因自主选择，而是结构性的社会压迫所造成，他也必须顺从承担后果。例如《偶像练习生》的节目口号“越努力，越幸运”向每一位参与者许诺“机会平等”，却不保证“事实平等”，它暗示个体只需要不断自我改造和提升，就能获得成功的垂青，失败者就必然被归因为“不够努力”。然而吊诡的是，比赛最后胜出的选手却不是能够在舞台表演评级中凭借努力获得A等级的练习生，而是依照选手最终获得的投票数量来决定，但是投票结果受到粉丝基础、媒体资源、节目剪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绝非选手本人用“努力”就能够改变的。另一方面，《偶像练习生》赋予观众的“自由”体现在这种投票机制所代表的参与式“民主”，它强调观众具有自主决策的权利，然而投票式“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事实上，粉丝的每一次投票都构成市场判断选手商业价值的数据标准，且大体量的投票数额证明节目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广告投资，因此相比自主选择，选秀节目赋予的投票权更象是一种无偿劳动，观众就在重复机械的投票操作中被当作产品售卖给广告商，成为音乐工业重组的资本。投票本是一种基于理性判断和信息接收的选择行为，但选秀节目的投票更多依赖于粉丝情感的投入，这恰恰展现出新自由主义将情感视作一种生产性资源，资本积累的方式从剥削身体劳动力转向对情感的规训和操控，以使这种以“自由”为名的观看式消费成为了资本剩余价值再生的动力。